民国时期是我国针灸教育转型的重要阶段，此时众多的针灸教育家为传承和传播针灸学术，创办针灸学校，撰写针灸教材，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医教育进行了考察，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讨论，但是全面系统研究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成果尚缺如。本文旨在通过对民国时期针灸教育的分析，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办学形式、针灸教材的考察，探讨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法及治疗学的演变，分析针灸教育的影响因素及其对建国后针灸教育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对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背景作了简要回顾，考察了民国时期针灸教育从传统的师承模式向学校教育转型的过程，同时列举了影响近代中医教育的相关历史事件。其后，借针灸教育形式的转型，分析学历教育、函授班、短期班等办学形式的特征。总体而言，学校教育以正规学历教育为主，其学制较长，学历层次划分不统一;中医学校针灸课程地位不凸显，针灸学校针灸课程分化，均参照了西医学科体系;教学内容有了明确的进度安排，渐趋规范化、实用化;注重针灸临床实习。函授班，多数由学校附设，亦有学生创办;教材与面授班相同，不过相对局限，较少涉猎他科知识:学制短，毕业考核简单。短期班有专修班、讲习班及训练班等形式，专修班及讲习班仅为更简便地速成针灸，训练班则是在战时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产生的。
　　本文收集整理了民国时期48所针灸学校的相关资料，并从其办学模式、招生、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分析该时期针灸学校特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均为民间办学，并开辟了函授教育模式;主要依靠广告招生，亦有获得政府机构支持，由各县选送学生者，招生对象良莠不齐;构建针灸课程体系框架的同时，注重临床实习;除少数学校教授传统针灸理论之外，多数学校吸纳了西学内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模式在建国后基本得以延用，特别是为针灸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探析学校针灸教育办学形式、分析民国时期针灸学校特点的基础上，发现在不同学校、不同办学形式下针灸教材体例和内容有较大差异。笔者回顾历代针灸教材，梳理民国时期医学教材编修过程，收集当时67种针灸教材，并据其体例，划分为早(1912-1927)、中(1928-1939)、晚(1940-1949)三期。早期教材以传统类针灸教材为主，多数体例单一，内容侧重于经络腧穴，初步引入了近代科学理论;中期教材体例以“西医版块+针灸学版块”和“总论→经穴→手术(刺灸法)→治疗”两大模式为主，内容上融入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知识，注重临床实用性，仍有部分教材依旧沿用传统针灸理论;晚期教材体例以“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治疗学”为主，或在原有“总论→经穴→刺灸术→治疗学”的体例中加入诊断学内容，或为“总论→孔穴学→治疗学”体例，内容上延续和完善了中期教材中西汇通特点，更具科学性，同时重穴轻脉，融入诊断学内容，初步构建了针法、灸法、腧穴、治疗等为核心内涵的针灸学科体系框架。
　　在对教材内容和体例的分析之后，本文阐述了民国时期针灸教材中经络腧穴学、刺灸术、治疗学的理论演变。经络腧穴方面，早期尤为重视，但其选用传统经络腧穴内容，局限于十二经脉的论述。民初“神经”的引入，并未使针灸教材内容产生多大的变化，依旧遵循古法，仅是少数教材粗浅地阐发经络实质，套用西医的骨骼图与脏腑解剖生理，其本身内容并未过多西化。腧穴则在归经、数目方面按传统路径详细考正。中晚期对经脉实质的认识不断更新，由中期单一神经或血管至晚期发展为多种组织;原先不受重视的“奇经八脉”，在中期凸显，并结合中西医生理病理内容，将其与淋巴、神经等组织比附。
　　刺灸术在早期不受重视，中期教材中内容上强调针具的革新、温灸器具的引入，列入异于传统的针刺手法、针灸补泻、禁忌理论内容，针灸消毒也作为重要内容写入教材。各部分描述顺序紧紧围绕“针灸操作流程”，简明易懂，实用性强。
　　治疗学，早期大多以腧穴主治形式，附列于腧穴的归经、定位之后，侧面反映“腧穴”本身的重要性，强调单穴的临床作用，或以针灸歌赋直接呈现。中晚期体现在采用西医病名，从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角度来阐释针灸治疗机理、针灸选穴，认识病因、解释病理机制，同时在书写过程中效仿中药处方模式逐渐形成了“理、法、方、穴”的针灸处方模式。该部分以“心悸亢进症(心悸怔忡)”“脚气病”为例，阐述各教材对其疾病分类的归属划分、病因病理的解释及针灸治疗的方法。
　　综合以上对民国时期针灸学校、针灸教材、针灸理论的研究，本文继而从中医医事制度革新、日本针灸医学的拥趸、中医科学化的彷徨及针灸教育家的推动等方面分析民国时期针灸教育蜕变的原因，进而结合建国后针灸教育的背景，论述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在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方面对建国后针灸教育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