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刃有余于政治与文艺两条战线之间,肩负着政治家和文艺家双重社会形象,始终一副弄潮儿的姿态试图借文艺实现个人理想,这就是中国现代文人一个复杂的存在——郭沫若。他是中国现代文人中第一个被中共大张旗鼓祝寿的作家,也是第一个作家出身的国家领导人,逝世后被中共追认为新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另一面大旗。郭沫若建国后的殊荣与他抗战时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密不可分,更与抗战时期形成的文化领袖身份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成就了郭沫若一生的繁华,也为他建国后文学个性的逐渐消失埋下了伏笔。1941年,中共中央策划寿郭活动,并在当时国统区唯一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上进行了大肆的宣传和报道。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论上颂扬郭沫若是新文化战线的主将,并希望他带领大家一起向前进。这一评论事实上确认了郭沫若文化领袖地位。《新华日报》长期以来对郭沫若抗战形象的塑造,并在郭氏“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将他作为文化领袖推到历史的前台。鉴于抗战时期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的特殊联系,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两者关系进行专门深入的考察,希望回到历史的现场,为郭沫若建国后文艺思想的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在探讨郭沫若与《新华日报》关系的同时,还原郭沫若作为个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该文主体部分共由“被追认的两面旗帜：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的既有评价、《新华日报》与郭沫若抗战形象的塑造、《新华日报》与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型、郭沫若影响《新华日报》精神堡垒的建设”四章组成。从现实已有的郭沫若《新华日报》评价出发,质疑抗战时期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的形象和关系是否如后人追述一致。继而先从《新华日报》的视角观看郭沫若抗战形象,再从郭沫若考察《新华日报》报刊性质。在两者的互动之中,揭开历史的面纱,还原抗战时期郭沫若与《新华日报》的动态发展。随着《新华日报》逐渐转变为中共中央机关党报,国共关系的变化,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建国之后,中国文化面临转轨之际,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实现转型。以《新华日报》为窗口观察他解放后对抗战文学话语的改造,为建国后郭沫若文学思想转型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点。第一部分引出研究对象：郭沫若与《新华日报》,并对研究客体既有的评价进行简单的梳理。郭沫若逝世后被官方追认为新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一面旗帜,而当时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则被比喻成插在国统区的一面红旗。据新华报人的回忆,郭沫若与《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不仅仅是个人与报纸的关系。由此出发,质疑二者关系是否如此,分析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接下来的第二部分通过整理《新华日报》对郭沫若的报道,阶段性地塑造了郭沫若抗战形象：民族民主进步的郭厅长——抗战文化的领袖——党的喇叭。随着形势的变化,在《新华日报》成功打造了抗战文化领袖郭沫若之后,郭沫若政治立场和话语指向也发生了转变。结合抗战时期代表作品出版情况,观察郭沫若抗战文学话语场的变化。正文主体的第三部分,细致地对照解放后郭沫若对抗战时期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文本所进行的改造,回过头再看郭沫若与《新华日报》二者关系与抗战形象。本章试图以《新华日报》为窗口看郭沫若建国后文学思想的转型与抗战时期的关系,以及《新华日报》是如何推动郭沫若的转型。第四部分将镜头投向郭沫若,观察他对《新华日报》的影响。虽然抗战前期,郭沫若与《新华日报》都坚持以“宣传抗日、发扬文化”为己任,但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刚开始两者并没有像现存评论所述那么亲密。寿郭事件、中共在国统区文艺政策的改变、《新华日报》改版等等,《新华日报》逐渐由一般的救亡日报变为中共的机关党报,在国统区形成了以郭沫若为中心的文化精神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