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是巴金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所写随感的结集,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本文取思想史视角,将《随想录》视为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思想史文本,梳理和探讨了这一文本内部主体的思想展开过程;文本外部主体自“五四”至文革结束的思想变迁过程。同时揭示出《随想录》文本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过程的互动关系;分析了这一文本思想辐射效应的形成及其具有的精神实践意义。最后指出《随想录》的思想史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它的思想精神内涵仍有与当下思潮演进相链接的可能。《随想录》是论定巴金意义无法回避的重要文本。但过去的《随想录》研究更多是把它作为文学文本,强调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对《随想录》已有的思想史解读,多为静态的主题学归纳,多入于文本之内的本质叙述,而少出于文本之表的过程考察。因此在《随想录》研究中必须强调它与连带文本的互文性、传播学视野,以及精神实践的研究方法。《随想录》既是巴金个人一生思想和艺术探求的结晶,也可以说是自五四至新时期知识者群体思想历程的交汇点,兼具个人性和公共性。他继承五四观念并做了必要的发展,使之与新启蒙语境相调和。作者与五四以降思想史的关系体现在他的自我结构的形成和现代性话语实践两个方面。他的自我构成深受五四时期自我的意识形态神话影响,抽象自我压抑意识自我,《随想录》虽然回到了自我具体性,但结果是重塑新的抽象(目标)自我。他的革命现代性话语实践是五四知识者现代性言说的必然发展,《随想录》的现代性言说则采取稳健的文化姿态,从热衷历史理性到强调常识理性,并且重视个人性道德实践,希望以公共的伦理建构补激进的现代性实践之失。《随想录》谈艺内容体现的是巴金“非文学”的文学观,偏于强调文学的外在功用,在新时期倡导文学“去政治化”,主张“写作即生活”、追求“无技巧”境界,都是他人生和艺术经验的反映。《随想录》的写作与新时期思想史同步,是新启蒙思潮的一部分。它的批判性言说是主体摆脱奴隶哲学之后,对“十七年”创伤和当前思想文化现实的个人叙述,既有与国家意志相一致的一面,也有与意识形态异端的一面。主体为了有效介入思想史进程,必须保证话题的可说、可写、可传播,由此采取的言说策略影响到文本的质的构成和外部特征。巴金希望自己的言论在公众中传播并产生影响,他的后《随想录》写作、《大公报》的言论环境、他对文本的自我经典化,以及出版发行等都促成了文本在读者中的接受。《随想录》发挥了一个文学文本所可能具有的思想史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亦不能估计过高,尤其面对后现代语境,如何释放其文本蕴涵,使之融入民族伦理想像力的重建,仍是不易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