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我国蓬勃发展，成果显著。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典型代表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区域上的非均衡发展——在发展地域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并呈现依次递减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东、西之间的巨大差异。通过数据对比东部、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发现后者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上存在：渠道狭窄的资本制度梗塞、反逆向流动的人才制度扭曲、创新滞后的技术制度固化、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紊乱四个方面的问题。根据制度创新理论得出，导致该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度创新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开发区内各个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选择未能达成一致意愿，有的希望维持本次制度创新，使制度趋向均衡；有的则希望停止本次创新进行新的一轮，以获得更好的预期。进一步分析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制度创新的现状，得出其创新的比较优势在于正式的微观的经济制度创新。正像制度创新的一般，这种正式的微观的经济制度创新，同样一方面得益于增大制度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减小制度创新的阻力。基于此，论文提出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制度创新的四种具体制度安排：民间融资为主的资本制度创新、引进激励为主的人才制度创新、后发优势为主的技术制度创新、市场运行为主的管理制度创新。其中，资本制度创新是关键，人才制度创新和技术制度创新是手段，管理制度创新是根本，四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成为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制度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