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不定期刑制度滥觞于新派(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对旧派(刑事古典学派)的批判之中,是教育刑与刑罚个别化的强调,表现为裁判时不予确定具体的自由刑执行期限,而是根据受刑者在服刑中的改善程度,另行确定最终刑期。百余年来,不定期刑既在世界狱制改良运动中广泛推广,亦于20世纪70年代惩罚主义回归后遭受冷落。对待不定期刑,应予辩证地看待,绝对不定期刑(无刑期上限与下限)显然与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抵牾,受到摒弃实为必然。但相对不定期刑(有刑期上限及下限)是机动罪刑法定的体现,且在“刑务委员会”设立后,最终刑期的确定并非由行刑机关作出,故不存在行政权对审判权的过度干预。更为重要的是,不定期刑体现出明显的刑罚轻缓化与教育感化色彩,与少年司法天然契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即便不定期刑于成人刑罚端受以弃置,但始终在未成年群体中保留着生存的土壤,并在日本等国广泛适用。在实践探索三十余年后,我国少年司法已经取得瞩目的成绩,也具备了适用不定期刑的坚实基础。2013年,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开展了我国不定期刑的试点工作,四年来经验与难点并存。若要在全国范围推广不定期刑,需要重新对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论证,且面临着立法完善与司法衔接的双重考验,这不仅要求独立《少年法》的出台、相关刑事法律法规的配套性修改,也要求司法实践中公安、未检、少审的职能扩展与未管所的“狱制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