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一直至今。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政府通常利用减免税费与扩大开支的方式,刺激本国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作为我国调控经济的一大重要途径,其首先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企业受财政政策作用进而会影响企业产出,企业产出是构成经济产出的基本要素,因此影响经济总产出。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进行补贴等来促进企业投资,以应对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不良冲击。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投资是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现如今,我国的基本矛盾已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实体企业投资回报率日益下降,大量实体资本投资进入金融、房地产行业,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壮大,逐渐脱离其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已有能力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改变经济系统的运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势必会影响我国市场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长远发展。我国政府也在不断尝试与努力,近年来,国家已经在致力于由需求拉动经济逐渐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政策工具引导与支持企业的供给要素投入,即资本、土地、劳动力、制度以及创新要素,鼓励实体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资给自身供给要素,提高自身服务质量与水平,防止实体资本过多的流入金融行业。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系统考察了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在不同属性企业、不同成长性企业下的异质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并且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成长性高的企业。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财政政策工具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策执行可以强化政策制定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即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财政政策工具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可以强化财政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从企业供给要素方面看,政府补贴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非常明显,可以提高企业资本投入,缓解融资约束这一企业资源配置问题,并且会在高劳动力成本企业发挥作用;税收优惠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同样非常明显,可以提高企业资本投入,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配置问题,而且会在低劳动力成本企业发挥作用。本文将宏观层面的财政政策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资源配置行为相联系,为财政政策抑制企业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财政政策工具应用建议。区别于产业政策,本文将五年规划与中央预算报告联系,建立衡量财政政策指标。现有关于财政政策的研究,多为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探索,通过建立模型利用宏观数据得出相应结论。本文受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启发,也利用五年规划作为财政政策的衡量标准之一。产业政策指标是通过对五年规划整体的把握,对各类企业按支持、鼓励、大力支持与大力鼓励分为0、1变量来定义。不同于产业政策,本文将五年规划对各类企业支持语句的数量进行统计并标准化,与财政工具之一的预算报告结合,两者共同支持部分作为财政政策的衡量指标,能区别于产业政策,相对精准的定位财政政策。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的重大影响,有关宏微观的研究不断丰富与发展。其中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区域政策等对微观企业作用的研究颇丰,而财政政策作为与货币政策同等地位的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之一,其与微观企业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多数落在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上。本文直接研究财政政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为直接衡量财政政策提供了新视角,丰富了财政政策与企业微观行为之间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