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安徽是国内主要来源地,皖米以江浙为主要销区。近代,湖南、江西等省份稻米输出量较清代日订期大为减少,广西不再是广东的主要来源地,福建也失去了台湾稻米的接济；安徽人口锐减,口粮消耗骤降,农业生产呈单一的水稻生产的特点,稻米生产的商品化率高于全国水平,水稻产量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芜湖米市在稳定后发挥了强大的市场汇聚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安徽成为国内首要的稻米输出省份。其稻米市场的辐射范围南达闽粤、东至江浙,西到川鄂,北及平津,还远销国外,如日本等地。皖省稻米的流通是多向的。在省内,一方面,稻米由余米区向缺米区流动；另一方面,输往省外的稻米从产地汇聚到蚌埠、滁县和芜湖。其中,芜湖是大宗皖米输出的集散中心,其稻米输出量在三个中心中最大。皖米对外输出量以输往江浙和广东为最大。同时,由于交通运输条件、历史习惯等原因,徽州缺粮区还从省外(主要是浙赣两省)常年输入稻米。在省内发生重大灾害,稻米生产不能自给时,安徽也从省外购粮,甚至采办洋米赈济民食。安徽稻米市场组织的构成者主要有稻米零售商、贩运商,稻米经纪业、稻米加工业、仓储业及附着于稻米流通而存在的斛米业、绞包业、抗包业、石粉生产业等行业,还有与稻米流通有密切业务联系的金融业、运输业等。稻米贸易是近代安徽商业的主要内容,因而,上述行业的发展态势与稻米流通的兴衰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安徽稻米流通市场是一个以芜湖为中心的层级体系。在这个市场层级体系中,各地稻米价格具有显著的联动性；在量器的使用上,各地容量呈与价格梯度基本一致的“容量梯度”。芜湖米市在60年运行中,经历了发展、兴盛和衰落三个阶段。在基层市场是无数个乡村集市。在集市上汇集的稻米,有的直接运往省外,更多的须经中转市场转运。根据稻米的转运情况,在省内形成三类稻米中转市场。稻米流通对近代安徽地方社会影响深刻。稻米流通的状况与稻米主产区农民、地主的生活息息相关；与米粮流通行业从业者的经济收入、生活状态也是休戚相关；稻米价格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地价。稻米贩运业是安徽商业大宗。在稻作主产区,稻米贸易左右着当地商业的兴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稻米流通是进行地方公共建设的主要利源。办学、筑路、训练警察、市政建设、偿还债务、筹措军饷等等均以各种捐税、公债方式向米业征收。稻米流通对近代安徽市镇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稻米流通影响了主产区市镇的布局,与稻米流通相关的行业是当地市镇的主要行业。在这些市镇,商业格局中往往形成了稻米专业商区。这些市镇的发展走向受到稻米贸易的支配。近代天灾人祸频发,在安徽这样的稻米输出省份的主产区也常发生稻米流通事件,引发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发生于宣统二年的南陵遏籴事件便是一个代表。在这个事件中,民众、地方政府、士绅、商人参与其间,他们利益不同,诉求不同,主张各异。反映了在清末社会动荡、政府粮食保障机制运转不灵、社会阶层性质发生变动的背景下,主产区粮食问题的特殊性。近代安徽稻米流通在联系城乡、沟通内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经济纽带作用。在与洋米竞争时,国米市场劣势凸显。主要体现在市场经常被割裂、流通不畅,层层转手、成本高昂,苛捐杂税繁重,运输滞延,陋规种类繁多,等客上门、销售方式被动,仓储设备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商品品质差、缺乏市场竞争力,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控措施等。以芜湖米市为代表的皖米市场同样具有这些弊端,而且在有些方面尤为突出。为了改善国米市场,提升与洋米的竞争力,政商界纷纷动员,采取了多项改善措施；学界也提出了改善粮食市场的设想。由于稻米贸易的衰落是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诸多的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将会有力不从心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