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说与电影几乎是在历史的同一时期中同时孕育、诞生与发展的，它们同时被许多人视为二十世纪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在电影成为20世纪主要的(也是最流行的)新的艺术形式的同时，它“通过人们熟悉的摄影技术和叙事方式”来反映甚至控制大众的思想。在《心理分析入门》中，弗洛伊德就认为电影就像是与精神分析直接对应的文化形式。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成为人类认识自身的“内视镜”。那么，电影就是“反射镜”使得人类扩展了观察外部世界的视野，从而对自己与自己所处的外界社会有了更为宏观的认识。早在1961年，英国重要的电影杂志《画面与音响》的著名影评家加布里尔·彼尔逊和艾立克·罗德讨论“新”电影的文章中，就认为，为了理解“新电影”的含义和确定反映在其中的“现实界限”，就必须求诸精神分析，他们认为，精神分析特别有助于“理解到在传统的安慰已经无济于事的一盘散沙的世界中人是多么孤独。”特别是近年来，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电影更是国际影坛上形成趋之若鹜的一股热潮，吸引了大量投资和观众，这些影片不断打破票房纪录，屡获殊荣与奖项，成为各种媒体和评论界关注的焦点。这种局面就要求学术界对电影作品思想内涵的纵深开挖，正如爱德华·萨义德认为的那样：“批评家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说出那些被文本支配、移置或者压制的声音……发现和揭示那些很可能隐藏在虔诚、疏忽或常规之下的事物。”然而与电影的丰富多彩相比，目前用精神分析法对电影进行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用精神分析学观点对单一某部电影的漫谈式分析以及我国对电影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往往散见于各种专业书刊。但是这一研究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因为，“……电影精神分析在电影研究建立自己学科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电影研究常常从其他人文学科汲取理论并使它们成为自己的学术背景，电影研究的合法地位是因为支撑它的那些理论，而不是通过宣称电影自身拥有什么内在价值而取得的。然而，一些试图把电影作为总体现象进行解释的‘宏大理论’的根本前提，正在遭受越来越强的质疑。电影批评史中的很多晚近理论都认为，与其它电影理论相比，电影精神分析或许最终将证明自身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精神分析学说和电影几乎一开始就如影相随，并且，当今的各类型片都可以找到精神分析影响的痕迹。从表面上来看，精神分析学说向电影艺术的渗透是在市场经济和票房价值的推动下进行的。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否认电影艺术在这方面的动力机制，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是近视的。那么，精神分析学说又是如何影响了电影的走向?电影理论何以选中精神分析学说完成了第一符号学向第二符号学的转化?如何从电影艺术的角度通过对精神分析的体现而揭示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成因?怎么通过电影艺术对人性的新维度的开掘等等问题仍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精神分析和电影向对方开放融合，去达致交互的质询、解释和理论化。精神分析学对于电影研究所起的重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在后现代语境中，它在电影研究中扮演着(并将继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精神分析容许电影理论保有一种争辩和理论化的特色，并继续与电影研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同时，后现代主义电影理论对精神电影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某些缺憾有着不同程度的反驳和突破。总之，我们应该辨正的看待精神分析电影理论，而非盲从。应该说，无论是从事电影艺术的创作、评论、欣赏，乃至理论研究哪个方面来讲，进行对精神分析与电影的研究都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他决定了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艺术的成长。美国加州大学电影教授尼克·布朗先生曾指出的：电影的“读解方法显然同各种精神分析的思考直接有关。”电影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电影的精神分析学研究是当代西方电影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一个学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分析和研究精神分析与精神电影理论并不等于赞成他们的全部观点，尤其是不等于赞成其错误观点。由于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几乎重要观点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做出恰当的评论，着实为时尚早，因为对其的理解和消化仍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