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潍县年画《大灶王》为研究对象,以民间艺术为本位,广泛借鉴图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采用“置入原境,建构谱系,以图释图,图文互证”的研究路径,把研究对象置于黄河中下游民间礼俗文化原境下进行考察,结合田野调研信息与文献资料,廓清了《大灶王》图像存在的文化原境和生成演变过程,解读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黏附性及其在文化原境下的意义变迁,进而对其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了解决木版年画图像难以进行年代判断的难题,本文将潍县年画《大灶王》置于文化原境视野下进行整体性研究,以形式分析法及考古类型学为指导思想,建构了与潍县年画《大灶王》具有密切关联的“图像谱系”与“标型系统”,经过深入考证,作出了“潍县年画《大灶王》版样大约产生于道光至咸丰年间”的初步结论。在灶王图像跨地域比较研究中,本文进一步发现了晚清特定历史时期潍县年画产地与东昌府年画产地密切交流的重要证据。结合大量田野考察与文献资料,本文在内容上深入考释了潍县年画《大灶王》图像画面内容,对神衹形象表现与摇钱树、聚宝盆、周元通宝等内容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发现了图像稿样创作者设定的原初意义在乡土社会礼俗实践现场发生“偏移”的文化现象。由此揭示了民间艺术在文化原境中发生的语义模糊乃至“误读”现象,是激发民间艺术创造力的重要因素。鉴于祭灶习俗以及包括潍县《大灶王》在内的灶王图像在民俗生活中正在走向消亡的现实境遇,目前阶段开展细致的田野考察,对图像个案进行“抢救性”记录,深挖其在民众生活世界中真实存在的文化逻辑,并尝试以细致描绘的写作手法呈现出来,对于后续相关文化现象研究具有铺垫意义。本文“绪论”部分,阐释了潍县年画《大灶王》的特殊性及其研究意义,介绍了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基础上,将论题设定为探讨特定类型民间艺术图像“图式衍生”与“意义增殖”的文化观念与内生逻辑;同时,对“稿样”“版样”“年画”等文中涉及到的基础概念进行了厘定和说明。第一章,潍县《大灶王》图像概述部分,对现存潍县年画四类《大灶王》画面内容进行了图像志描述,介绍了其生产与流通状况,结合田野考察信息,阐述了“层累型”图像模式及其超绵长的社会生命史。第二章潍县《大灶王》历史背景部分,结合古籍刻本插图、潍县年画灶王图像谱系,阐述了图像形成的背景因素。第三章潍县《大灶王》构成要素部分,对图像中的神祇形象、动物形象、财宝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探讨了稿样创作者将其组合进《大灶王》画面的缘由。第四章潍县《大灶王》图像生成部分,对《大灶王》与东昌府《元宝山灶》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阐释了其间的共性、差异性及互动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大灶王》图像生成演化过程,解读了图像的画面内容。第五章潍县《大灶王》礼俗内涵部分,对图像的信俗场域、祭祀礼俗进行了细致的记录,阐述了灶王在诸神谱系中的神格属性、宅居空间“神圣性”建构、迎请、张贴与祭祀过程,进一步从“像”与“位”的关系、礼俗时空中受众群体与图像的交流互动过程,分析了《大灶王》的意义系统。本文主要有以下四点认识:第一,潍县年画《大灶王》是黄河中下游文化圈礼俗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图像生成于地域性灶王图式衍化脉络之中,成为类型化图像演化的“高阶形式”。第二,《大灶王》图像因为其在礼俗时空中的使用方式兼具“供奉”与“烧送”两种功能,因而其在本质上仍属于纸马。第三,《大灶王》属于民间画工对东昌府《元宝山灶》进行改绘的新样,改绘内容体现了民间艺人创作的主体性,充分展现了民间艺术创作者与受众向善向美的审美意向。四、《大灶王》画面内容是世俗信众“家”文化意识的视觉表征。这不仅体现于画境之中神圣与世俗同构的创作手法,也呈现于“年”俗文化实践中图像的民俗功用。灶王年画由通神的“纸马”发展为情境化的神像画,是民俗社会艺术化造神的产物,画中意象隐喻了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民间画工围绕灶神这一核心意象逐次添加相关联的复合意象,意义逐层叠加,从墨线单色印刷的灶王“纸马”发展为潍县彩印年画《大灶王》“神像画”,既是创作者实现寓形寄意功利性意图的处理手法,也是对特定文化观念的强化,画中意象整体象征的是具有复合语义的、灶神的“文化之相”。这些图像画面中组合进了符合信众年俗心理期待的聚宝盆、摇钱树、财神、八仙等配景要素,形成了一个家族庞大的图像系统。“一家之主”神格属性的视觉表现是潍县《大灶王》画面中隐喻的核心主题。从空间属性来看,潍县《大灶王》塑造的空间以“家”为核心,具有神圣与世俗双重属性。灶王图中梁枋上最常见的榜题为“一家之主”和“灶君府”,这是民间画工构思画面空间布局时的创作起点。《大灶王》所呈现的神位空间在人间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天界延伸,构建了相对完整、神圣与世俗并存的空间模式。人间世界通过女子抱娃、厨娘治灶、鸡犬等灶间常见情景得以展现。神圣空间由和合二仙、增福财神、招财童子、利市仙官等神仙群像体现,整体上强调了天、地、人三界并存的空间秩序感。这些图像中的空间布局都与当地祖宗轴画面表现的乡民家庭院落空间布局具有相似性,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灶王图空间反映的家园意识。以上所述为《大灶王》画面所呈现的空间,如果将灶王图像置于黄河中游窑洞空间以及黄河下游四合院灶间民俗场景之中还可以发现,以灶王神位为中心向两侧及四周环顾,图像展现的虚拟空间与宅居院落的真实空间有很多叠合之处,这一艺术化的空间处理手法更容易让世俗信众代入画面情境,进而接受画面所传达的主题内容。从情景主题来看,潍县《大灶王》中的人物形象组合以灶王与灶王夫人为中心,同构了一个阖家欢聚的喜庆场景。民间艺人常根据画面中多少口人来区分灶王年画的品种和描述画面内容,《大灶王》常被称为“32 口人大灶”。不同民俗场景在选用灶王年画样式时也有不同的要求,如人口少的家庭选用画面人数较少的灶王样式,相应人口多的家庭则选用人数较多的灶王样式,单身汉家庭常选择独座灶王图供奉。而《单钱灶》流传的阳谷、寿张等地民俗,一家人围绕灶台共餐,家中的男主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家之主”就餐方位位于灶火口位置。黄河下游地区民间腊月二十三祭灶时,所有身在外地的家人都要回家一起辞灶。由此可见,在民众文化观念中,《大灶王》所代表的灶王年画作为民间信俗的视觉符号,所隐喻的是现实家庭中“一家之主”的角色身份,民间画工为灶王配置灶王夫人与增福财神、宅神等诸神像与世俗人物相组合,映射的正是现实中一家人团圆相聚的情形。而画面配景中“金山进宝”、“银山生财”、“周元通宝”、“聚宝盆”等等主题,都是以“家”为视角对“美好生活”的镜像化呈现,把世俗社会对“家”的情感与愿望充分展现了出来。从民俗功能来看,《大灶王》是乡民家庭趋利避害、祈福禳灾观念的直观表达。首先,就灶王神格属性而言,他属于天帝派往人间督查善恶的耳目之神,同时也是掌管人命运的司命之神,虽然在民间神祇体系中属于基层小神,但是在民众家庭神圣空间中却属于“家户大神”。灶王图榜题中“东厨司命主,天上耳目臣”等内容都是对灶王神格属性的表述。人们奉祀灶王的文化心理,是为了祈求他能够“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为家庭降福。其次,灶王图中隐含了对于富足家庭生活的祈愿。这不仅直观地表现为聚宝盆、摇钱树、元宝山、天官赐福、财马等象征财富的视觉意象,也具体而微地呈现在与奉祀灶王礼仪之中。如在张贴《大灶王》时“鸡朝向内室、狗朝向门外”的民俗惯习,画面中鸡、犬的朝向要与灶房或厅堂的现实空间相合。民俗观念认为,“鸡往里欿,狗朝外咬”,意思是鸡可以往家里带财宝,狗可以看家护院。再次,《大灶王》中的八仙、宅神在神格属性上均属于家庭守护神,这些意象常组合出现三层灶画面上,守护家人平安,发挥着祈福纳祥的心灵慰藉功能。本文认为,图像作为直观性的文化表征方式,创作者在组织画面过程中,体现的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选择。图像与语义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疏离的间性结构,其中蕴含着民间艺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围绕“年文化”建构的民间艺术图像,其指导观念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命情感和精神愿望。潍县年画《大灶王》绵长的生成演变过程,始终紧贴民众文化心理进行视觉形象塑造,既体现了民间艺术追求吉祥和合的审美特征,也展现了一种深蕴于底层民众礼俗实践之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本文在方法上,通过灶王年画类型化图像中的个案研究,结合图像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相互证成,探析特定民间艺术图像象征意义、动力机制与功能内涵变迁,推动了年画艺术理论建构,拓展并深化了民间艺术图像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本文阐释了传统礼俗社会《大灶王》图像个案的生成与流变规律,探讨了民间艺术图像“图式演化与意义增殖”背后的文化观念与内生逻辑,深化了神祇类图像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