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刑法信仰的一般概述为切入点,分别从西方的刑法信仰的形成过程和其影响以及我国的刑法信仰的历史和现状对刑法信仰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最终提出我国刑法信仰的建构。在刑事法治视野下,本文对刑法信仰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见解,并试图以此对我国的刑法信仰的建构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以期对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有所裨益以及对我国国民的心灵和观念有新的改善。全文分为四部分,约三万字。第一部分刑事法治的精神内核:刑法信仰。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首先分析了信仰、法律信仰、刑法信仰的概念以及刑法信仰的种类。认为刑法信仰作为刑事法治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法律信仰是一种积极的信仰,其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在一系列社会活动、经验、感觉之中而达到的心理上的“皈依”,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通过自己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将法律规则及其精神内化于心,并将内化于心的法律规则及其精神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而主体对法律的信仰一旦形成,就成为了一种主体相对稳定的心理状态。其次阐述了刑法信仰的相关要素。指出法律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来自规范的神圣化,而在外力促使下的规范神圣最终必须化为主体内心的自觉认同。刑事法治表达或者主要表达了社会公众对刑法的一种神圣的法律感情,这种法律感情的形成不是靠刑法的严酷与冷峻,也不是靠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它们只能使社会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的真诚信仰,这是一种近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情怀。在这种信仰中,刑法最终找到了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刑法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普遍社会感召力的神圣性。由此,刑法的效力和权威也才可能得以真实地确立和维持。公众的刑法情感和刑法的神圣性的观念,是刑法本身之存在及其具有效力的“合法性”根据。这样,刑事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刑法逐步获得并保有神圣性的过程。当然,公众对刑法的信仰不是对刑法规范的信仰,实质上是对深层社会结构和人类有序生活过程的信仰,是作为一种在理性自觉基础上的信仰,往往对具体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持批判的和怀疑的态度,以促进具体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改革和完善。因此,从终极意义而论,法律信仰是对社会正义和秩序的信仰。第二部分西方的刑法信仰的形成及其影响。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首先阐述了西方刑法信仰的形成过程。从历史和文化角度看,刑法信仰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和价值立场,孕生于西方社会文化的独特精神之中,源头可溯至古希腊-罗马文化。可以说,正是由这种文化传统基因及其传承所决定,刑法信仰首先在西方社会中培育、养成的。在西方,法律神圣是罗马世俗精神和基督教神旨观念的共同要素,西方人对法律的情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中,人们已开始萌发法律信仰,但还没有激起法律职业以外的其他人的向往之情。但在启蒙思想家的引导下,人们对上帝的依赖开始转向法律,甚至出现了一些对法律盲目和狂热的依赖。例如西方人对自然法的信仰,既包含理性思考的结论,也包含终极意义上的某种无法解释清楚的内心确信(如自然法学家认为的“天赋人权”等)。到现代,西方人对刑法的确是出自内心地、真诚地信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刑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的认可,以及他们对刑法的自觉认同,并将其要求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动机而通过自己的行为体现出来。其次分析了西方刑法信仰对外的影响。就西方来说,经过文艺复兴以还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下迄历史法学思潮,其法律的历史传统已然牢固建立起来,并且逐渐显示出其法律的优点,并影响了类如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可以说是以全面被迫继受西方法来建设法治文明社会的,是以全面摧毁自己的法律传统为前提的,也就是以至少是暂时地尽力遗忘和埋葬自己的法律记忆为代价的。由此造成的移植而来的西方法制和法意与自己的人生和人心的格格不入,最终表现为实际的法律效果不彰,乃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第三部分我国刑法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这一部分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下的古代的刑法信仰,以及近代改革以来出现的变化和现在的状况。指出现在保持刑法与公众感觉、国民规范意识之间的一致性,以保持刑法的亲和力,并使之获得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进而形成刑法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我国,社会公众更多的认为刑法对自己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外物和异己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更多的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刑法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行为。因此,他时刻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刑法。于是,刑法丧失了其神圣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根本性地丧失了其应有的效力。长期以来形成了漠视对人民权利保护的刑法,培养了人们对法的仇视、麻木,形成人们传统的惧法畏法观念。而不断进行的刑法改革,也并没使公众形成对刑法的信仰。第四部分我国刑法信仰的建构。这一部分从多角度作了阐述。指出我国刑法面临着抉择,我们认为出路应当是一种死亡与再生:刑法信仰之确立。我国培养一种内化于公民本身的,体现民情的信念,并实践于行为之中,这是长期的过程,任重而道远。刑法信仰作为刑法文化心理建设的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社会刑法文化建设的成就在公民心理上积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文化和刑法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晶。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法治环境,必须通过社会对刑法体系运行的有效支持和保障,通过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进而实现社会的刑法文化的现代化,刑事法治才能最终形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刑法信仰的研究同时奠定在现实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自觉营造有利于公众刑法信仰形成的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法制环境。培植公众的刑法信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通过长期的刑事法实践,才会使民众对刑法规范有一种认同感,将其视作与自己的生活利益和日常生活场景有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刑事法治国产化首先不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意识问题,是关于亿万个活生生的主体的行为方式的改变问题。刑事法治国产化或本土化,既然是主体观念和行为的变化,那么它必须以主体对法治的自觉观念认同与行为恪守为标志。也就是说,当中国人——这一不可替代的中国本土资源自觉认同了刑事法治并能按这一认同而行动时,刑事法治的国产化也就完成了,刑法信仰也就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