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使得人体器官移植成为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新增有效手段。我国人口基数大,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众多,但是自愿捐助的器官数量相对较少。器官供给的长期短缺,诱发不法分子从事非法人体器官买卖活动,为了从刑事法角度规制此类不法分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应运而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许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也铤而走险参与到器官买卖之中。但是从目前的刑法规制情况来看,本罪仅规定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人将被判处相应刑罚,对于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参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未给予特殊的规定。具体表现在,未将涉医主体归为特殊主体的范畴,缺乏对医疗机构等单位犯罪的规制,缺少涉医主体从重处罚量刑情节。司法实践中则体现在对于涉医主体的量刑普遍偏低,量刑幅度依赖于法官自由裁量权。因此,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出发,应当将单位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规定涉医主体从重处罚情节,完善财产刑和资格刑,同时,增强法院审判的专业性、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刑罚体系,将更好地对涉医主体参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和预防。本文总共分为四大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从案例实证角度分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涉医主体的情况,包括司法实践中对于涉医主体量刑的具体数据、涉医主体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数量占比。对比涉医主体与一般主体的量刑差异,分析两个具体案例中对涉医主体量刑偏重的理由,探究影响定罪量刑的因素,如涉医主体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及资质持有对量刑的影响。第二部分:描述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法益保护现状,该罪应当保护的三大法益为公民的身体权和健康权、社会稳定秩序及医疗监管秩序。涉医主体参与犯罪的行为对上述三大法益造成了严重侵害,但法律条文并未对涉医主体予以特殊规制,导致现行法对涉医主体侵害的法益保护不足。第三部分:梳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主体类型,即中介组织、涉医主体、器官接受者和器官提供者四种。分析涉医主体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的特殊性,即犯罪技术的承担者、供体健康的直接侵犯者以及职业伦理的违背者。揭示对涉医主体规制的困境,包括未对涉医特殊主体规定从重处罚、未将医疗机构等单位纳入犯罪主体、财产刑不健全及资格刑欠缺。第四部分:根据以上内容及其理论分析,提出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针对涉医主体之规制的完善性建议。在立法上,增加涉医主体从重处罚情节、増加单位作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完善财产刑及设立资格刑;在司法上,正确认定涉医主体所犯罪名、增强审判机关的专业性、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