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大公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作为经济独立的民间报纸,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相对独立的言论机关,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政权下追求独立、自由、民主,及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政治理念.《大公报》一直同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未参与过实际的政治斗争,它同时受到国共两党的赞许和非难,却一直坚持"四不主义"的独立办报宗旨,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国民政府最为倚重的民间大报.与政府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同时,《大公报》在公众中的声誉也达到顶峰,鼎盛时期的《大公报》同时在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在经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抛开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当时的《大公报》,它为引入"生死机制"后的中国传媒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应对市场竞争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大公报人所表现出的公正理性的报道态度、义无反顾的精神、醉心于为民代言和监督政府的勇气以及独立的人格魅力,正是新闻从业者所应具备的最高职业操守.新闻与政治密不可分,媒体却应独立于政权之外.新一轮新闻改革从根本上切断了报刊经营与部门职权之间的利益纽带,将大批媒体抛向了市场.民间色彩日益明显的媒体如何处理与政府、公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新记《大公报》的运作中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