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以“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为支柱的现代性运动把人类推向了风险社会。现代性正面临着危机,重估现代性的呼声此起彼伏,第二现代性思潮亦随之兴起。贝克、吉登斯与拉什所倡导的第二现代性批判地超越了第一现代性而又不同于后现代。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并未终结,后现代也未曾到来,风险社会反映了现代性的激化与自反。对技术、风险内涵的把握是进一步分析技术风险的前提。风险贯穿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但在第二现代社会,当代技术风险问题尤为凸显。当代技术风险既区别于自然风险,又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有所不同。当代技术风险实质上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人造风险”。贝克把它称为“文明的风险”。当代技术风险与第二现代互为建构:一方面,第二现代性为当代技术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当代技术风险是第二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尽管贝克、吉登斯、拉什没有直接使用“技术风险”一词,但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风险思想。贝克主要从“无知”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维度探寻当代技术风险的成因,指出前者构成当代技术风险的认知成因,后者则构成其制度成因。他进一步指出,可以通过“亚政治”与“跨界治理”防范与规避当代技术风险。与贝克基于“无知”视域不同,吉登斯则从知识的维度分析了当代技术风险的生成与规避。拉什则认为,对当代技术风险的分析不能忽视风险文化面向。三者的思想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又存在不足。当代技术风险的成因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体系两个层面。“技术黑箱”、技术系统内部紧密结合与复杂相关、技术系统寿命的有限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与技术关系的嬗变为当代技术风险的生成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以政府、专家系统、媒体和公众为代表的社会系统主体的失范,致使当代技术风险事件的消极影响超越了技术本身,在社会层面广泛扩散,引发“次生灾害”。当代技术风险规避,顾名思义,是指积极地采取一系列的风险管控措施,防范当代技术风险事件的发生、降低其发生的概率以及防止其消极影响的扩大化。当代技术风险具有必然性。这意味着当代技术风险无法彻底消除。技术悲观主义者主张通过否定或放弃技术以达到消除风险之目的,但这种“因噎废食”之举既不现实,也不应该,更不可能。因此,正视当代技术风险是其规避的前提。当代技术风险同时又具有可控性。通过对当代技术升级改造与方向矫正,将其纳入后常规科学进行剖析,并有意识、有计划地引导与规范政府、专家系统、媒体、公众等主体,可以大大降低当代技术风险发生的概率以及控制其消极后果的影响程度与扩散范围。中国技术风险是在全球化与压缩现代化双重语境中形成的。就外部而言,中国面临着其他国家转移或转嫁的技术风险。就内部而言,中国在“后进追赶”和“快速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的技术,并没有形成对其反省、批判的思维。与此同时,制度、文化等建设相对滞后,更加速了风险的生成与扩散。中国技术风险规避既要吸收与借鉴西方的历史经验,又要立足其自身特殊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风险规避路径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