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督促程序自1991年正式确立以来,其适用状况出现适用率低、生效率低等问题。结合我国督促程序的现行效力规范及其背后的立法理由来看,我国督促程序的属性定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存在可进行纠正的空间。其中就包括了支付令既判力问题。同时,实践中对此的做法不一,学界亦未形成统一认识。理论上存在肯定论、否定论和限制论,对每种理论及其背后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限制论更符合我国现状。放眼国外,采用督促程序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赋予了支付令以既判力,但其具体模式也有差别。对比各个国家的审查模式为我国支付令既判力的存在方式指明了方向。通过重新审视支付令是否适用既判力传统基础理论、纠偏督促程序的非讼化属性认识误区、解构督促程序的程序保障缺失等论证我国支付令既判力存在的正当性。再重点讨论支付令既判力的主观、客观和时间范围,以实现对我国支付令适用的细化,最后再对错误支付令救济途径进行探析,以完成对支付令既判力的系统化研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个部分为对支付令既判力的概念和现状解读,既判力属于民事诉讼法的传统理论,是否赋予支付令以既判力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中支付令仅具有执行力的判断,其立法基础在于认为督促程序是非讼程序。同时我国督促程序的适用也呈现出低适用率,甚至日渐边缘化,可知我国督促程序在理论基础上存在误解,导致在实务中的水土不服,对支付令既判力等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也就理所应当。学界对于支付令既判力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包括以认诺为理论基础的肯定说,以及否定说和限制说。第二个部分考察对比大陆法系国家支付令的审查模式与既判力赋予情况。重点分析了德国的二阶段审查模式和法国充满诉讼要素的证明必要审查模式,以及日本的书记官审查模式和奥地利的一阶段审查模式。通过对比发现我国督促程序审查模式因诉讼因素多而较为严厉,但却与支付令的效力匹配不够,且相应的配套机制也十分简陋。第三个部分从四个角度论证我国支付令既判力的正当性。首先是对既判力基础理论的审视,支付令与既判力的基础理论并不存在抵牾;其次是督促程序因受理的案件性质具有讼争性等原因不应被认为是非讼化的程序;再次是督促程序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并不缺失和最后从我国现行的审查模式出发论证更适合赋予支付令既判力。第四部分从既判力的作用范围理论出发,解析支付令既判力的范围。包括适用的客观范围时仅限于主文,在诉讼标的学说的选择上与普通诉讼程序保持一致等;适用的主观范围仅限于原则性的相对原则,担保人等第三人可作特殊考虑,以及存在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扩张等;适用的时间范围应采用法定异议期间届满之时作为标准时更合适。第五部分则是在赋予支付令既判力基础之上探析对错误支付令的救济途径。包括准许支付令再审救济、允许第三人撤销之诉和针对债权人以诈骗方式取得支付令等特殊情况增设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