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年底资本市场大规模发生商誉暴雷后,业绩承诺愈加受到大众关注。业绩承诺是对标的预期获利情况不确定性的约定,其设定的初衷是作为一种定价调整机制,通过在后期现金补偿或股份补偿的方式对定价进行调整,降低收购方的风险,使得交易更加公平。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在并购协议中加入业绩承诺。但是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政策变更、管理不当等原因,不少企业难以完成业绩承诺,使得业绩承诺流于形式,只是造成了虚高的并购溢价。目前并购交易中高估值、高承诺、高商誉仍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并购“后遗症”显露出来。为完成业绩承诺,一些公司管理层会做出一些短视的决策,或者通过盈余管理等行为来拼凑业绩,严重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还有公司仅仅为了支撑高估值而做出高承诺,不考虑承诺是否客观,严重地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也错误地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2009-2019年发生在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含有三年业绩承诺的并购交易进行研究。首先,从承诺期不同阶段的角度,采用Logit回归和Tobit回归对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分析师跟踪、是否为现金支付两个调节变量研究了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关系的异质性。其次,以是否为关联并购分组的方式对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做进一步分析。最后,验证了商誉的滞后性。经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承诺期最后一年,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呈负相关。承诺业绩与实际业绩相差越大,发生商誉减值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商誉减值规模就会越大。而在承诺期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业绩承诺完成比例和商誉减值规模之间的关系是不显著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承诺期的第一年,收购方为防止商誉减值造成股价波动进一步影响后续业绩承诺的实现,往往不会在第一年就计提商誉减值;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受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干扰会存在观望情绪,在承诺期结束后再根据累计承诺业绩和累计实际业绩的差异考虑是否计提商誉减值,或者业绩承诺完未完成但完成比例较高,也视为完成了业绩承诺。（2）分析师跟踪对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分析师的存在能起到减弱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有助于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可以削弱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3）是否为现金支付对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可以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来削弱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4）在非关联并购中,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与商誉减值具有显著负向关系,但是在关联并购中,这种关系则不显著。说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容易造成高溢价,进而引发商誉减值。与非关联并购相比,在关联并购的情况中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会更低,造成过高溢价的可能性更小。（5）商誉减值存在滞后性。将衡量商誉减值的变量“是否发生商誉减值”和“商誉减值规模”均滞后一期后,与业绩承诺实现程度依然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出于担心商誉减值消息影响股价的动机可能会出现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延迟当年的商誉减值。本文的研究对于收购方、投资者、监管机构以及评估机构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合理的业绩承诺不仅无法对管理层起到激励的作用,还会造成后续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对于收购方来说,在并购交易前,要对尽职调查加以重视,并对管理层的心态进行评估,避免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干扰并购交易。在业绩承诺的设定方面,可以参照国外或有支付计划机制选择多种指标来促进并购顺利进行。在交易达成进入承诺期后,需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并加强并购后企业业绩管理。投资者应保持理性,合理看待上市公司给出的各种信号,避免非理性的过度反应。监管部门应该在事前加强审核力度,在事后要监督标的公司履行业绩承诺义务并在执行过程中主动发布相关公告,在业绩承诺未完成时要求及时给予补偿,建立起严格的业绩承诺未及时补偿的惩罚机制。对于评估机构来说要合理估值,尤其是当评估方法使用的是收益法时。资产评估机构作为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要肩负起责任,审慎估值,维护自身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