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致力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及其效率(1978-2002)研究。首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了梳理，指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其次将这种理论关系分解，借助当前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工具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验证转轨时期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传导机制的效果，即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区人均产值的增加、储蓄的积累、资本的形成、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企业的成长；最后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并在“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的框架内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悖论的真实内涵以及中国金融发展路径形成的原因，审慎评价转轨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效率，初步探讨了中国金融体系走向“推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道路，指出实现金融对现代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作用所应努力的方向。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部分，由导论和第一章构成。导论部分对研究中的基础概念和支撑理论做出了界定与说明。第一章首先对“金融-经济”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归纳，为后文分析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奠定基础；随后回顾了金融发展的指标构建问题，金融指标的构建是以宏观金融理论为基础的，指标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货币金融理论的演进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指标的构建是否合理，是否能够尽可能多地体现金融功能将从根本上影响实证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可信性与合理性；最后探讨了金融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以及实证建模依据，在充分梳理了实证领域的文献后，比较与甄别了主要的实证模型与估计方法，为文章的后续部分从理论和方法上以中国区域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由第二、三章构成。该部分将分析视角转向了中国各省的金融与增长状况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际效果上。第二章，在回顾和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主要问题后，进一步对各省金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统计分析，计算了主要的金融发展指标以及经济增长指标。第三章对中国各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宏观影响机制的实证模型以Levine等人(1993，1997，2000，2002，2003)估计方程为基础，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部分构成作了调整；微观机制的模型主要以Rajan和Zingales(1998，产业层面影响机制)的分析方法以及Demirgüc-Kunt和Maksimovic(1998，企业层面影响机制)的分析方法为主；从实证方法上，主要使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仅针对宏观机制的分析)。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向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依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初步提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机制有效与微观机制失效。 第三部分，由第四章和第五章构成。根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和以中国分省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检验结果，文章将中国金融发展的“麦金农之谜”进一步扩展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提出了制度演进与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与制度耦合”假说，并依此对这一悖论展开了演绎分析，指出这一悖论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期间中国金融体系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均衡，这种均衡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体现，体现了制度安排的动态一致性和制度耦合。依据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该文对中国未来的金融体系改革与发展作了前瞻性分析，提出从三个方面入手引导中国金融体系走向“推动经济增长”型的金融发展道路，实现金融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该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金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经济越发达，这种推动作用就越强。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在宏观层面，金融发展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资本的形成、生产力进步和经济结构变迁；在微观层面，金融发展有助于产业扩张和企业成长。 2.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宏观传导机方面存在相关性，但是在微观机制方面(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没有任何相关关系。 3.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整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4.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宏观传导机制与微观传导机制的矛盾，该文将这种矛盾扩展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指出中国金融发展悖论是中国金融发展道路中一种特有的“稳定与效率”的均衡。 5.中国金融发展效率的改进方向取决于以下条件：能否构建有效促进金融发展的外部制度；能否推动金融体系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能否构建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