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的丰歉，粮价的涨跌，事关百计民生。粮食相关问题也一直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牵系国家长治久安，古今皆然。自康熙中期始，中央政府为及时掌握粮食供需状况与社会经济动态，要求各省向其定期呈报当地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后逐渐成为一种较为规范奏报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退出历史舞台。这些留存至今的长时段的粮价资料为清代社会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本文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开展研究。
　　首先，介绍研究对象与研究区域的选择，界定研究范围。本文以清代（1738-1911）“珠江-西江”流域的市场发展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流域的米粮价格波动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本文所选取的空间对象是“珠江-西江”流域，这一流域大部地处中国华南与西南地区；西南与越南接壤（“珠江－西江”流域的西南角有一部分在越南境内），东接珠江三角洲，汇入南海，是最为典型的“沿边沿江沿海”三沿地带，是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水网。相较于会随着时代变迁或王朝更迭而发生改变的行政区而言，流域是一种相对稳定而又完整的地理单元和经济区域。
　　其次，论述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为“粮价表”与“粮价库”。为了方便米价分析，减少纰漏，本文以“粮价库”中的形式予以呈现，对于“数据库”中缺失的数据，本文按照王业键等人的做法，将1738年至1820年间的缺失数据用临近月份的数据补充上去，将1821年至1911年间的缺失数据用“粮价表”中的数据补充上去。米粮是一种受季节影响较大的商品，存在一定的季节波动情况，因与本文研究主题无关，故将数据中的季节性予以剔除，消除其偶然因素与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移动平均进行季节调整，所使用的数据处理方法为X-13ARIMA-SEATS。
　　第三，论述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变化及其动态。这一部分主要为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数据情况、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的长期波动，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其中，长期波动主要涉及清代中后期的上、中游和中、下游，影响因素主要探讨了人口与耕地、灾荒与战争、货币体系与货币流通。对于米价的波动情况，本文发现，清代中期的“珠江-西江”流域，市场波动相较于整个时期而言，是比较小的，波动较大的时期则多因战争、灾荒虫害所致。清代后期的“珠江-西江”流域，米价波动频率逐渐加大，这与王朝末年的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货币杂乱无章所致。在米价影响因素方面，本文主要从人口与耕地、灾荒与战争、货币体系与货币流通几个部分通过引证古籍史料展开了论述。当然，米价波动所受影响因素当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个，市场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往往需要众多合力才能完成交易。
　　第四，论述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米粮市场整合与贸易。这一部分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的米粮市场整合程度分析，在本部分本文做了价格相关分析，最后探讨清代“珠江-西江”流域的米粮贸易。从流域的视角来看，清代“珠江-西江”流域上游府（州）与中下游府（州）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中游与下游的整合程度相对较好。具体来看，云南府和其他各府市场整合程度尤低。贵阳府与广州府联系紧密，市场整合程度较好，但与其他各府市场整合程度一般。宝庆府与其临近府州市场整合程度较高，如宝庆府与广州府的关系极为密切，与其相隔较远的府州市场整合程度较低。桂林府与柳州府、梧州府浔州府市场整合程度较好，但与贵阳府、云南府市场整合程度较差。与广州府市场整合程度最好的是宝庆府，其次是柳州府、浔州府和梧州府。综合文章前半部分的分析，本文认为，受地缘因素所限，“珠江-西江”流域上游的米粮贸易多与邻国、邻省进行，耗时长、成本高，且与中下游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珠江-西江”流域中下游因土地肥沃，水运便捷，加之随着其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加快，这一流域内的米粮交易也越来越市场化和专业化。整体而言，中游是米粮输出地，下游是米粮输入地，市场交易频繁。
　　最后，综合全文结论。清中期米价波动整体较为稳定，米价相对可控，但清后期尤其是清朝末年，米价跳跃严重且多不可控。中上游地区市场整合程度较之于中下游地区相对偏低，中下游地区联系紧密，米粮市场整合程度较高。经济发展的区域内极差越来越大的趋势，或许正是其市场化全球化不断深入的结果。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珠江-西江”流域清代社会经济变迁的经验教训必将为我们今日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警示作用。我们应以史为鉴，从“珠江-西江”流域米价的波动与市场发展整合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今日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