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事是身体展演的平台之一。作家们通过文学叙事等方式,将被压抑的身体以及深埋在主流意识形态压抑之下的权力欲望发掘出来,通过身体叙事,向读者倾诉人们生存的真实境况,解读权力如何借助国家与民族的名义对身体进行全面控制,最终导致灵魂变异以及人性扭曲的结果。身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微小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当我们站在社会学角度去解构既有的文学叙事模式时,可以关注文学对身体的描写是如何从有意或无意地拒斥与遮蔽转向大胆的接纳与展示的。以文学中身体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身体与国家的关系,反思权力与身体的关系有助于拓展身体社会学研究领域。本文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张贤亮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思考身体叙事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从身体叙事出发,可以发现张贤亮文学作品文本中用“饥饿的身体”、“欲望的身体”、“残缺的身体”等身体意象刻写出关于苦难的社会记忆。其次,本文分析了文本中身体从驯顺到反叛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对社会苦难记忆的深化,更是反映出文本创作者试图将私人化的身体记忆最终上升到集体性的社会记忆,引发一种对苦难的集体性的反思。本文主要有四个发现：第一,张贤亮小说文本中的身体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身体与精神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之上。身体的阶段性特征,体现了身体在强大的政治规训下妥协与抗争的过程,这种叙事差异的产生与创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社会背景以及作者对于社会记忆的反思密切相关。第二,“残缺的身体”的叙事隐喻了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变迁过程,更突显出国家政治权力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张力,这是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的一种刻写与铭记,也是“私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与颠覆。第三,私人叙事中的身体始终属于富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本文所总结出的“驯顺的身体”和“反叛的身体”等身体样态,正是在政治权力压抑下的身体样态,这些身体样态旨在呈现创作者如何通过个体化的叙事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抵抗。从驯顺到抵抗,身体抵抗看似一种消极的抵抗,实质上是对于政治权力的一种争取积极自由的尝试。第四,通过私人叙事将个体苦难经历上升为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普遍苦难,将个体记忆上升为民族、国家的社会记忆,在记忆的刻写中表达了身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反叛与抵抗、无论是残缺的身体、回归母体还是皈依死亡,都可以看到作者试图找到“消极自由”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