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倾向于“元祐”（最有名的论断是近人陈衍的“三元说”和沈曾植的“三关说”），但实际上，“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策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祐”的政治对峙，后来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祐”的对立。而且，一直以来革新除弊、崇儒复古的庆历诗坛与群星璀璨、声势夺人的元祐诗坛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对于熙丰诗坛似乎多关注于其轰轰烈烈、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对其诗坛创作情况缺少兴趣，文学活动有意无意间被政治活动遮蔽。另一层原因则是，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时人与后人指摘诟病。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熙丰年间诗坛创作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以王、苏、黄为代表的诗坛巨匠正处于创作的旺盛阶段，同时，各地诗歌群体活动繁荣，所以这一时期应是北宋诗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生长季”，是最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阶段（有学者认为宋调诸特质凸显并完成于此期），元祐则是这个高峰期的延续，是“收获季”。故而重新审视考察熙丰诗坛就极有必要。本论文选取临川三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作为研究支点，试图以个案研究带动综合研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在个案研究尚未深入时，面对丰富而复杂的文坛实际，我们的一些大判断仍然以印象式的方式出现，不仅流于肤浅，而且颇显片面，甚至陈陈相因，与实际情况相差较远。同时，熙丰时期史料分散而凌乱，文献考索与解读困难较多，要全面把握历史与文坛实况，尚需假以时日进行大量基础文献工作。这种研究现状，也直接决定了只有在加强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带动以至深化主体研究。其二，王安石是熙丰政坛乃至文坛当仁不让的首脑人物，以之为核心的临川王氏家族的子弟才俊，必然因其本人的辐射影响，于此一时期的诗坛凸显出来，获得在其他时期少有的鲜明的家族典型性，因而备受世人瞩目，故而以临川三王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因其特殊的政治机遇和历史背景，也可称为熙丰诗坛风貌的重要塑造人，其本身具有“符号”、“桥梁”的性质。对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有带动综合研究的较大可能。其三，以往的研究著作，在对熙丰诗坛的考察、论述中，多将关注的焦点聚集于以王安石等新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汴京诗坛，以司马光、邵雍、程颐等旧党作家群为代表的洛阳诗坛，和以外贬的苏轼为中心旁涉周遭交游圈的黄州诗坛。这多是以党争为背景，作为考察的视角，理所应当。但王安石作为新党文人群领袖成为研究的着眼点，而较少从家族的角度进行审视。王氏家族素以能文享誉当世，安国、安礼亦为行辈中之翘楚，但由于党争等复杂的政治因素，王氏家族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流传至今的文献资料也阙失严重，安国、安礼诗文作品亦散佚较多，这多少模糊遮蔽了他们在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且又因王安石本人卓著的才能声望在王氏家族中独秀而出，也掩盖了他的两个弟弟在当时与后世的声名地位，也即胡应麟所说的“掩于兄者”。故本论文亦有“重组”临川三王“文学世界”的考量和预想，并以之为中心，带动涵摄其他政界文坛的重要人物，转换、更新角度，构建熙丰文化生态。所以本文第一章考虑到熙丰一代文学之生长成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如政治背景、地域文化、个人经历和前代文学遗产之属。在这些因素当中，时代的大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两端，与文学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而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总体文化环境，与作家个体文学创作，乃是影响其间文学风貌得以形成和演变的主要因素。北宋熙宁以来的文学即是所谓特定时期的文学，临川三王（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主要集中于此一时期，并深受其间世风的濡染熏习，尤其是新旧党争的时代、政治背景，对当日文人的生活、心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循此而行，将熙丰时期的文化生态作为本篇论文写作中的考察背景，来涵摄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与各类相关的文学现象，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二章则以江西在宋代时期文化的空前繁荣为地域背景，以临川王氏家族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的崛起、鼎盛，最终而至衰落的发展脉络为主线，试图以地域文化、家族文化带动对研究主体的考察，将“临川三王”作为一个研究整体，置于此一生态中，旁涉内在性情与外部交游，以简要考察“临川三王”的创作环境与生命形态。第三章力图因狭出新，希望能在前人对王安石诗歌海量的研究成果外，继续深入并多方挖掘王安石身上较为人忽略的文化与诗学内涵。比如王安石在诗学理论中鲜有提及的王维、柳宗元，但其实此三人的人生经历（皆历政治风波）、思想底蕴（儒释兼容，且有前后心态的转变）、创作题材（山水诗）、体裁（律绝）、风格特色（雅丽、精工、清峭）等方面，均有比较研究的价值，于此着眼对探寻唐宋诗风的嬗变轨辙也有所裨益。由于对王安石的学术研究，几乎已经遍及方方面面，完全出新的阐发论断难度较大，故本章只选取了为前人所论及的四个方面，从已有之论中尽可能挖掘出王安石鲜为人关注或论及的文学特质。当然，相较于王安石丰厚的学术研究蕴藏而言，此亦不过是酌蠡水于大海而已。第四章则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熙丰——元祐这一对在宋代文化语境下别有深意的“时代”内涵。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宋代诗歌发展成就顶峰的确定，人们一般的观点是倾向于“元祐”。但“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带有鲜明的政治蕲向性，是北宋中后期社会变革过程中一个政治阶段的代称。自哲宗朝肇端的“熙丰”与“元祐”的政治对峙，至徽宗朝崇宁年间“以诗赋为元祐学术”的禁令，以及连绵北宋后期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不仅导致了诗人群体的政治分化；同时，与新旧党争相对应的熙丰和元祐两个时代的概念，也渗透到诗歌批评中来，并且在话语层面上逐渐形成“熙丰——元祐”的对立。与此相应，在王安石执政下的熙丰时期，追求文学的经术根柢，“务为有补于世”，并利用科举铨选之便，废诗赋而试经义策论，将文学纳入经术中，为其政治主张和实践张本，从而阻碍了文学的良性发展，因此多遭人诟病。所以，立足于熙丰——元祐的诗学话语系统，重新对此进行寻绎辨析，细致考察并梳理元祐诗歌定于一尊的深层原委、此一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在政治对立冲突与价值评判取舍下而形成的模糊概括与偏颇定论，对于客观把握与评定熙丰诗歌的创作成就，则显得极有必要。本论文试图以此为支点，论证熙丰时期在宋代诗歌发展流变链条上的重要作用于实质意义。第五章关注于在熙丰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以临川三王为代表，及其带动下的新旧党群体作为考察立足点，爬梳剖析士心之变中的诗风嬗替。北宋文人“每感激论天下事”之士风复振于仁宗庆历之世；及熙丰新法和元祐更化，士人对此风气多所承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身处其间的宋代士人在奋发有为、积极参政的同时，也因政事之争、仕宦之忧而产生了避祸全身的思想行为。既存用世之心，又怀履冰之忧的矛盾心态，在北宋文人，尤其是熙宁、元丰、元祐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熙丰、元祐之际，文人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向诗歌技巧法度的锤炼研磨来抚慰日渐失落的政治抱负。同时，诗歌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也趋于静定、含蓄、温吞、优柔，诗人将视线移到士夫雅趣之上，故而诗中的书卷气、佛禅味、馆阁气日渐浓厚。而这些特征，在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三兄弟熙丰年间的创作中便已有所萌生。安石晚年寓悲壮于闲淡的诗风、安国对“馆阁气象”的标榜，安礼任词臣期间制诰文书的渊雅风度与日常生活中对名士风流的好尚态度，都能折射出熙丰向元祐过渡时，文坛创作风向转变的讯息，可视之为此一时代文人群体望风而动的缩影，对于进一步探求阐释熙丰诗坛下开元祐诗风的时代标志意义，具有启示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