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治统合一(即君师合一)是历史上儒家所建构的理想政治形态,儒家士大夫奉承这一理念,一方面以得君行道为职志,希图与帝王共治天下,另一方面更希冀通过对帝王传输儒家的道统理念,来达到帝王兼具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形象。在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帝王那里,不仅康熙、雍正和乾隆自己以道统形象训谕天下,士大夫也竞相把道统形象归之于帝王。这是清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大现象,也是研究清代国家意识型态与政权正当性的主要路径。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亟须理论的论证来做为其政治统治上的权威与合法性。清朝前期帝王通过祭孔仪式和经筵学习来传达自身儒家弟子形象,在长期经筵过程中对儒学深厚研究的基础上,也试图担负起君师的责任,大量进行儒家典籍的编撰与著述,而且还通过应用儒家经典论述建构有利于己方的理论体系来控制士人的道统意识。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是清初政治需求的结果,而道统形象的论述又返回来巩固权力,并由于帝王道统形象所产生的新的知识论述,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了清代的学术走向和士人心态。本课题探究清代前期帝王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技术和知识操纵来建构自身的道统形象的。由于关于儒家理想帝王道统形象本身就包含很多方面,本课题主要从祭孔、经筵和学术三个方面来分析清朝前期的帝王如何在这些活动中建立起自身的道统形象的,以及帝王道统形象建立之后士大夫生存格局。因此,本课题主要研究涉及四部分内容。第一方面主要研究清代前期帝王如何利用祭孔这一仪式来为自身铭刻上道统继承者的形象的?清初祭孔祀典首先是满族合法统治的仪式,它不仅是满洲寻求中原王朝统治的仪式象征,还是清朝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展示。为了表达对孔子的尊崇,除了频繁的祭孔之外,还对孔门后裔给予种种优待,来达成祀孔仪式正当性。清朝前期帝王对于孔子的祭祀,其规格、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以往对孔庙的祭祀仪式。特别是由于皇帝亲祀跪拜孔子的重新阐释,促使祭孔仪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道统与治统合一的意义。籍由祭孔所生产出来的道统论述体制,清朝才能维持其中原统治的正当性。第二方面主要研究史无前例的频繁经筵日讲如何使得儒家道统内涵为清朝前期的帝王所接受,并以此进一步推进帝王道统形象建构的?通过经筵日讲清朝前期帝王认识到儒家道统的作用,而优待帝师则说明对儒家道统的真诚服膺。在此基础上,清朝帝王深入研读儒家经典,也在研习经籍的过程中建立起自身的道统形象,从而获得士大夫的认同。乾隆时期的经筵过程中,乾隆帝不断被冠以道统形象,儒家的道统完全归置于治统之下,本来作为道统高于治统的经筵仪式成为展演乾隆帝道统形象的场所,清朝前期帝王的道统形象完全建立起来。第三方面主要研究清朝前期帝王的学术诠释与道统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帝王拥有了文化道统的话语权后,使皇权能够侵入社会文化学术领域,将儒家道统话语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清初帝王自身的学术活动也使士人们打从心底认同皇帝有权身兼“天子师”的地位,就必然赋予皇帝解释学术的权力,而且是优先于士人的解释权。士人道统话语权特别是历史的解释权的丧失,使得帝王完全操纵了道统话语权,并在儒家经典予以正统诠释的过程中赋予自身道统形象。第四方面主要研究帝王道统形象建立之后的士大夫生存格局。道统形象的建立使得帝王以“天下师”自居,原本是制裁治统的工具竟转化成统治者驾驭天下士人的武器。而士人也把道统权归之于帝王：,自奉为“王者师”的道统思想趋于式微。在这样背景之下,清朝前期帝王根据现实治统需要,重新诠释儒家道统理想,特别是作为儒家士人精神象征的“宰相论”在乾隆帝的诠释之下无立足之地,儒家固有的一部分道统理论变成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反过来作用于士人的身上,使得士人的身份地位再次下降,在现实政治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士人失去了道统“话语”空间,只得埋头研读经典,重新阐释,以寻求新的道统立足点。在结论中,结合清代前期帝王建立道统形象之后的儒家知识困境,来思考儒家应该如何正视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并提出,“解开道的错置”,才是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