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成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从经济增长的理论来看,新古典主义认为资源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相同,部门间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不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期。从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结果。而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是非均衡的,不存在长期的资源最优配置状态。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生产效率不同,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和转移无疑会带来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结构主义认为经济增长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上述推动因素外,还应该包括资源的重新配置,即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回归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绩效研究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结为要素驱动型如高资本投入,或是技术进步,或是制度改革带来的绩效。其中也有学者已经关注到资源的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即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胡永泰(1998)、蔡昉,王德文(1999)、樊胜根等(2002)通过不同的方法分析了改革以来的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已有研究多没有考虑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即中国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还存在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许多研究如林毅夫,刘培林(2003)证明了改革以来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了。经济理论表明,地区间竞争的结果是高效率地区获得较多的资源,从而实现总产出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户籍制度等阻碍人口迁移,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相关政策的不断松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特别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规模逐渐扩大,这势必将扩大地区间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但其同时会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因为资源从生产率低的地区转向生产率高的地区如同跨部门重新配置一样会带来整体经济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这就使得在解释中国改革以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中,不仅要考虑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还要分析要素重新配置,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还存在着要素的地区间流动,而后者会加强传统的结构变化(即要素部门间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是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解释原因的补充,同时在考虑了要素地区间流动的情况后能更好的解释地区差距扩大的现实。本文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各地区和各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及差异的联系着手,在宏观的角度研究资源再配置问题。主要是研究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和收敛效应。其中研究目标一就是测算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效应,这主要是对全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而言,并且突破传统的部门间劳动力再配置,包含了地区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研究目标二是劳动力再配置的收敛效应,这主要是对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考察,检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各地区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通过研究内容一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所致,通过对全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我们发现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确带来了生产率提高的效应,促进了产出增长。在仅考虑省级区域层面的地区间劳动力再配置时,我们得到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限。其中,产业部门间劳动力流动解释了1978-2000中国经济增长率的14.3%,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贡献了同期经济增长的2.7%,包括地区间劳动力和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在内的劳动力要素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为17%。值得指出的是,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劳动力重新配置所带来的效率没有计算在内,这一部分甚至有可能高于三次产业之间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外,在考虑到省际区域内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后,我们重新计算了包括地区间和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在内的总的劳动力再配置增长效应的上限,得到了劳动力再配置的增长贡献估计区间为17%-39%。表明了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确实对部门间流动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中的确存在着”大国效应”,也即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历程中,除了存在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同时存在着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由于在中国整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通过对劳均产出也即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演变趋势及地区分解,发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30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可以分为先短暂缩小而后逐步持续扩大直到最近几年才略有缩小,但地区差距的程度仍远远高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而地区差距的地区构成主要是东部地区与东北、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是地区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东部沿海省份的经济快速发展,与直辖市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逐步缩小,相应的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并成为主导因素。由于大多数关于中国地区差距的文献多受新古典单部门增长模型的影响,忽视了结构变化的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可以分解为部门内部增长和部门间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其中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反应了结构变化的作用,剔除了结构变化以后的各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在理论上接近于索洛模型所强调的因为资本深化而产生的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增长,验证在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且各地区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相同时,结构变化将是影响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研究目标二的思路如下,先对中国各省份在各个阶段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因素分解。然后,对各个省份各个阶段的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相应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验证绝对收敛成立与否。再将各个阶段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表征的结构变量对相应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测度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最后将剔除了再配置效应的内部生产率增长对初始年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进行回归,验证绝对收敛。通过研究内容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各地区劳动生产率不存在绝对收敛,但是分期考察,在第一个阶段也即1978-1984农村改革时期,呈现显著收敛趋势,而在第二个阶段即1985-2001年间,地区差距呈显著发散趋势,第三个阶段不显著发散。通过对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与初始劳动生产率的回归发现,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在整个改革时期是地区差距缩小的显著原因,分阶段来看,1978-1984年劳动力再配置扩大了地区差距,但不显著,而后两个阶段劳动力再配置的收敛效应显著,特别是2002年以来直接导致了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缩小。而源自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的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分阶段看,1978-1984年间地区差距的缩小主要由于部门内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缩小,这主要是由于初始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地区农业所占份额较高,从而使得由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而1985-2001年期间部门内部的生产率增长差异是显著扩大地区差距的原因,但是这一效应在2002年以来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