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乃晚清时期著名的具有爱国情怀和维新改良思想的新官僚。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系一代法学大家。1902年晚清政府为挽救垂危统治和收回治外法权，进行变法改革，下诏实行“新政”，由此拉开了法律改革的序幕。沈家本被清政府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修律事业。清末修律是以刑律的改革为肇始，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因此，沈家本首先对刑律进行改革。第一步是修改《大清律例》。首先删除了其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第二步是制定《大清新刑律》。《大清新刑律》除了在体例上按照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体例设置，最主要的是，沈家本在新刑律中引进了如“罪行法定原则、人道主义思想”等西方近代刑法思想和刑法原则。传统的仁政思想与西方的刑法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沈家本独特的反对酷刑重法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对比附援引的罪行法定思想，反对刑法异制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先进的刑法思想。他的这些刑法思想为《大清新刑律》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理念方面的指引，中国刑法从此由野蛮落后迈向了现代文明。 目前，我国法律现代化事业仍在进行当中，其中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法的现代化尤为世人所关注。而沈家本留给后人的丰富的法律思想中，其刑法思想最为丰富也最具创新和探索精神。因此，研究沈家本的刑法思想对于我国刑法的现代化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已有资料，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论述了沈家本的刑法思想。全文由以下五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清末法律改革的时代背景。清朝末年，经济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渐形成，面对新型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出现，简单落后的封建法律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传统法律与近代社会脱节，传统法律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政治上，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帝国主义列强借口大清法律残酷野蛮，攫取了领事裁判权，使大清完整法权遭到破坏。社会思潮上，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在1902年宣布进行变法改革。本章分别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全面分析清末法律改革的背景，并探寻沈家本刑法思想形成的渊源，以期为下文进一部分析和论述做好铺垫。 第二章：沈家本刑法人道主义思想。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法律在法律工具价值论的导引下，历朝都宣染推行“重典治国”之策，认定重刑能达到治好国、治好民之目的。在《大清律例》中仍然有诸如“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重法的规定。这与当时的世界潮流大相径庭，为“西人每訾为不仁”，沈家本对封建刑法中的酷刑重法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沈家本接受了西方刑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其传统的仁政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他反对酷刑重法、减省死刑、死刑唯一等人道主义思想。本章分两节对其刑法人道主义思想进行论证和论述。 第三章：沈家本罪刑法定思想。比附类推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数千年相传而未曾变更的制度。是指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执法者可以比照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成案和定例比附定罪的一种制度。在对历代刑法和西方刑法的对比研究中，沈家本更加认识到了“比附类推”制度的弊端，以及它带来的危害。认为它是同世界潮流相违背的，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行法定原则已代表了世界范围内法制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接受修律任务后，沈家本向清廷上奏请求删除刑法中的“比附类推”制度。本章详细论述了沈家本的反对比附类推、主张罪刑法定；慎重用刑、罪行相当等为丰主内容的罪刑法定思想。 第四章：沈家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沈家本认为，“凡人皆同类，法之及不及，但分善恶面已，乌得有士族匹庶之分”。认为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贯彻统一、平等的原则。他反对种族特权，提倡民族平等，反对旗人犯罪后享有换刑减等的特权，主张满汉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对封建法律中的刑法异制，沈家本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这一章主要分析、论述了沈家本的不分贵贱尊卑、满人汉人、男人女人，法律主体一律平等用法的平等思想。 第五章：沈家本刑罚与教化互补思想。沈家本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戒和教化罪犯。刑罚与教化互为消长、相为帮衬。通过教化预防犯罪，改造罪犯；通过教化，对幼年犯的进行改造。这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此章中，将对沈家本关于重视教化、刑罚与教化互补的思想进行深入地探讨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