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也备受社会学界的关注。尽管关于农民工城市流动、适应/融合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关于定居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研究定居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迁移与适应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调查获得第一手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定居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定居与适应问题,提出了有限共生型适应形态。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由以下4个基本假设组成：⑴城市流动中的资本积累影响农民工的定居选择;⑵户籍制度因素影响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⑶劳动力市场地位因素影响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⑷个体城市经历因素影响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本研究以合肥市为调查地点,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资料,共收集有效问卷428份,做了20个城市农民工个案访谈。在数据分析时,除了描述性分析以外,使用的主要统计模型有Logistic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Mutiple Linear Regression)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在结构性背景的限制下,农民工理性地选择走进城市,开始了在城市社会的“生存”或“生活”。在流动过程中,他们受到城市制度的限制与排斥,但是他们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策略地适应城市社会,主动地寻找与城市社会之间的有机契合。在经济层面,他们采用不断调整奋斗目标、在制度内外积累经济资本的适应策略;在社会层面,他们采用“喜新厌旧”或“喜新不厌旧”的社会交往策略;在文化层面,他们采用学习语言、模仿衣着打扮和心理调适的文化适应策略。　　 资本积累成为影响农民工定居的主要因素,即农民工城市密切交往人数越多、受教育年限越多、参加职业培训次数越多、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民工选择定居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定居的可能性越小,这说明资本积累可以作为解释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受教育年限和在城时间对定居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而家庭规模和迁移距离对定居选择产生负向显著性影响,以定居和在城市发展取向的初次进城目的对定居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农村承包地则产生负面的影响。定居农民工目前的城市适应状况高于非定居农民工,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也有差异。定量研究发现,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城市经历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因素,而城市户籍制度并没有对定居农民工的适应性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具体而言,经常读报或看电视或上网、参加社区活动的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性更高,社会交往程度越高、劳动力市场地位越高,定居农民工的适应越强,反之则低。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地位和个体城市经历可以作为解释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差异的因素。此外,与家乡的联系密切程度对定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产生负向显著性影响。比较分析发现,影响不同类型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因素有所不同。最后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和讨论,并指出了本项研究的贡献和在方法上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