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反映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人口集聚程度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层面的综合标志，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政府主导及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城镇化进入了稳定、快速黄金发展阶段的下半场。近十多年来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国家竞争力大幅提高，在此期间高速的城市发展在给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创造财富和机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浮现出其发展模式的局限和隐患：人口膨胀、结构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各种问题成为制约新型城镇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效率理念应运而生，准确衡量了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的平衡度，建设城镇化中的生态文明是解决当前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之间的不平衡、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内在要求，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途径，也是构建美丽中国这一远大目标的现实基础。
　　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引入生态效率的理论分析，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新型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2003-2018年长三角中心区包含的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生态效率并对其分解，描绘出生态效率的在时间趋势上的收敛性变化，以及生态效率在空间上的状态演化，构建含嵌套权重的空间混合模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驱动作用与外部影响因素的驱动价值，最后利用灰色预测模型与马尔科夫链拓展生态效率未来的发展趋势，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①2003-2018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及生态效率值均呈稳步提高趋势，其中省域范围下新型城镇化水均值在2018年超过了0.5，生态效率均值接近0.7。②资本、劳动与环境投入存在中性技术进步、偏向技术进步以及要素替代。从依赖要素投入的发展初期到调节要素投入的发展中期，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增加使得新型城镇化水平从下降转为上升，而环境投入为相反的过程。③以新型城镇化各维度为目标时，人口生态效率均值最高，社会生态效率与空间生态效率保持着平稳增长的趋势。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时，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中等效率城市之间存在“追赶效应”的收敛性趋势，而低效率与高效率城市之间则呈现“马太效应”。④配置效率的变化对生态效率作用微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应变动带动了全要素生态效率的增长。2003-2014年间，要素投入偏向为资本＞环境＞劳动，2015-2018年间转变成劳动>资本>环境的状态。说明对于拥有要素配置优势、经济规模优势以及区位条件优势的大城市而言，全要素生态效率更具发展优势。⑤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生态效率呈显著的库兹涅兹过程，作用转折状态存在省域差异。除了能源消耗抑制生态效率增长之外，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外资利用以及技术进步均能提高生态效率，说明创新驱动带动经济转型为生态效率的发展提供关键动力。⑥长三角中心城市群从低效率迅速提升至中低效率后增速减缓，提升至中高效率的难度逐渐增大。到2024年，长三角中心城市群约有41%的概率步入中等效率阶段，实现27座城市达到和谐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