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土地征收和出让为主的农地城市流转面临内外环境的双向压力。从内部来看,土地征收与土地出让涉及农民、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多主体,农民和村集体的谈判能力相对较弱,收益分配空间受到压缩;从外部环境来看,高速的城镇化引致的土地需求,加快农地城市流转和增量土地扩张,加剧土地收益分配矛盾。中央地方财政分权,驱动地方政府农地城市流转并催生土地财政。因此,在高速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探讨土地征收、土地出让中公平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特别是如何保护集体与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首先评价长江经济带126地市土地征收和出让中的收益分配现状,并从收益量和分配结构两方面展开分析;其次,基于农地综合价值从土地发展权和主体贡献风险（合作博弈夏普利值法）双视角对长江经济带11个主要城市的均衡收益分配范围进行探讨。最终,根据我国当前土地收益分配的制度框架提出改善收益分配现状的政策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现行土地收益分配下集体与农民未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集体与农民收益来源于农地经济生产价值,政府收益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关税费,且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提升低于土地市场收益增值,导致集体与农民的收益占比在时间上呈现进一步缩减的趋势;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城市间收益差异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差异贡献,其他主体对总体的差异贡献相对较小,地方政府对城市间收益差异有话语权。（2）长江经济带土地收益分配差异明显,下游＞上游＞中游。无论是分配量还是分配结构,长江经济带内部均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分配结构上已经突破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在空间上,土地收益总体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布局,形成东西“双核”集聚和中部延伸带;在时间上,上游与中下游间的收益差异不断拉大,而中游与上下游的差异逐渐缩小,东西“双核”集聚的范围逐渐缩小并随时间的推移分散,形成空间集聚特征的分散化以及整体的均衡化。（3）以土地发展权作为收益分配基础,能实现收益分配均衡。长江经济带11个主要城市综合用地下集体农民和政府的平均分配比为31.3%:68.7%;各城市之间集体与农民和政府的收益分配差异显著,主要是土地市场发育状况。因此,以土地发展权作为收益分配的基础能够适应城市土地市场的动态变化,并使集体与农民和政府获得较均衡的土地收益。（4）土地隐形市场是政府土地收益流失的根源。根据合作博弈夏普利分析,无论是土地征收面积＜35公顷还是≥35公顷时,政府对土地收益的贡献均最高。土地隐形交易影响政府收益,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收益,隐形市场交易产生的非法收益会弱化政府的关键作用。（5）清晰界定主体收益边界,均衡收益分配才能够保障集体与农民的合法权益。首先,以土地发展权为基础显著提升了集体与农民的收益比例,最低的收益分配占比达11.58%,工业用途对集体与农民的保障提升最明显,城市之间土地市场发育差异带来土地收益分配差异。其次,当土地征收面积＜35公顷时,农民收益下限为7.31%,集体收益下限为5.13%,政府收益上限为85.49%;当土地征收面积≥35公顷时,农民收益分配下限为13.18%,集体收益分配占比为13.45%,地方政府实际收益占比较小仅占2%左右,中央政府的收益上限为71.79%。无论是以土地发展权为基础,还是按照主体对土地收益贡献均有利于保障集体与农民的合法收益。基于研究结论作者提出以下建议:（1）参考基准地价建立动态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并充分考虑用地类型差异,从政策上保护集体与农民的合法权益,提升集体与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的谈判能力。（2）联动和重点相结合,致力于内部均衡,重点优化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共同发展。（3）通过加强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和加强中央集权等方式,打击土地隐形市场交易,保障政府合法权益。（4）探索土地收益二次分配模式,明确基本分享比例,完善土地产权制度,重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