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油加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其发展状态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和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粮油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植物油加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产品数量迅速增加,2013年精制食用植物油产量达6218.61万吨。但是,在这种以规模扩张为表征的表面繁荣背后蕴藏着严重的危机：寡占型市场主要为外资巨头掌控,仅“益海嘉里”的产量占比就超过20%；主要油料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大豆进口量急剧攀升,大豆市场国产自给率仅为20%：大量地沟油回流餐桌……这一系列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植物油产业的健康发展,亟需寻找一条能够克服危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一系列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粗放型发展方式强化了对初级要素投入的依赖,弱化了创新动力和品牌效应,导致了在产业链低端的恶性竞争,派生了对油料的过度需求,在土地资源固定供给的背景下只能依赖进口,在微笑曲线两端的原料和销售环节都处于明显劣势的本土企业根本无法与跨国巨头相抗衡。我国植物油加工业走出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产业发展。然而,当前学界对于我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现实态势、主要动力及其影响因素尚未做出清晰的理论回应,也没有针对提高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出系统的对策思路。本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分别分析资源禀赋和空间集聚对于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并且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系统分析工具分析了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的耦合互动对于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进而证明了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耦合协调的发展模式是植物油加工业科学发展的理性选择,最后结合有关研究结论探讨了提升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五个部分：一是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发展的演化历程与现实状况。本部分从规模扩张和结构变迁两个层面剖析新世纪以来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发展的总体态势,然后从产业、供给、质量、消费四个层面剖析中国植物油加工业面临的严峻安全危机,进而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视角深入剖析多重安全危机的深层原因,强调植物油加工业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紧迫性,引出提升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大意义。虽然规模扩张仍是当前我国植物油加工业发展的主基调,但是结构演化也呈现许多新的特征：市场结构的寡占特征基本形成,益海嘉里、中粮集团、九三粮油三大巨头的产能和产量占比均在30%左右；区域发展不平衡,江苏、山东、黑龙江、广东、湖北等地区的集聚态势初步显现；外企、民企、国企呈三足鼎立之势,但外企优势明显,民企存在产能过剩隐忧。外资控制与低端锁定、自给率低下与产能过剩、地沟油的败德行为与无序流通、价格波动与过度消费分别从产业发展、供给、质量、消费等层面彰显了我国植物油加工业的严重安全危机。而这一系列危机的深层成因在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产业发展是植物油加工业科学发展的根本路径。二是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测算与收敛性检验。本部分依据29个省区2003-2011年植物油加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以总产值为产出变量,以固定资产、存货、从业人员为投入变量,测算了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变化情况,并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植物油加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9%；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技术效率变化,特别是规模效率变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而技术变化则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制约作用,纯效率的下降也拖累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国植物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不存在σ收敛；在全国层面存在绝对p收敛,但四大区域均不存在绝对p收敛；条件p收敛不仅在全国层面存在,在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区域也存在。三是资源禀赋对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本部分从核心要素、共性要素、支撑要素三个层次来分析植物油加工业的资源禀赋结构,进而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对资源禀赋对植物油加工业的产业规模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相关分解指标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植物油料产量对于植物油加工业的规模优势及其增长速度、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现出了良好的资源支撑作用,而植物油料播种面积对植物油加工业的规模及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效率都有显著负向影响,揭示了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的可能性。备受青睐的外资虽然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并没有产生令人期待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且对植物油加工业的规模扩张有显著制约作用。尽管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技术资源优势仍然对植物油加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作用,发明专利授权量对植物油加工业的规模、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纯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四是空间集聚对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本部分运用行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以及区位熵三个测度指标来分析中国植物油加工业空间集聚的总体态势和区域格局,进而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以区位熵为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分析空间集聚对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相关分解指标的影响。空间集聚程度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植物油加工业总体的集聚态势并不明显,集聚动力甚至出现弱化趋势。但是,从2003-2011年区位熵的均值来看,有18个省区至少有一项指标区位熵超过集聚标准(大于1),而且黑龙江、广西、天津等地区的植物油加工业区住熵确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动态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主营业务收入区位熵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变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纯效率变化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从业人员区位熵对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和纯效率变化的正向影响都不显著；企业规模对技术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纯效率变化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五是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耦合互动对中国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本部分引入物理学的耦合系统分析工具,对各地区植物油加工业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然后分别将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的序参量和耦合协调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对于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从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来看,大部分省区的植物油加工业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的耦合协调度取值不高,仅有黑龙江耦合协调度取值超过O.8,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动态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资源禀赋序参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变化、纯效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技术效率变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规模效率变化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空间集聚序参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技术变化和纯效率变化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源禀赋与空间集聚的耦合协调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以及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技术变化和纯效率变化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析了提升植物油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策思路,主要包括：(1)处理好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集聚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找准效率提升的着力点；(2)补强夯实资源禀赋优势,完善效率提升的要素保障；(3)加快产业集聚发展步伐,强化效率提升的主导动力；(4)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优化效率提升的主体条件；(5)全面促进耦合协调发展,开辟效率提升的科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