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诱发了法律的全球化,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也将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共识。我国于2004年3月14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司法实践证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往往是发生在侦查阶段。在我国,“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强有力的侦查,99%以上的有罪判决率,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来维系的,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刑事程序,侦查毫无疑问地是整个程序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刑事司法改革方面一直采取审判中心主义,偏重对审判阶段的改革,而侦查程序中的许多问题被搁置、遗留了下来,导致侦查权力太大,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机制,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之间未能保持适度的平衡。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机制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充斥于媒体报道的经常是这儿出现了“处女卖淫案”,那儿出现了“杜培武案”,最近的“聂树斌案”、“谢洪武案”等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我们已经不得不对现有的侦查程序作出改革,并谋求建立一套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确保侦查权的合法行使。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侦查权、律师辩护难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国目前侦查程序中人权保护机制的不完善有关。本文拟从侦查权的性质、价值目标、中外刑事人权观及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措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