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人,无时不处在与他人的相互联系中。人是如何认识与他人的联系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呢?一般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复杂过程,包括意志、情感、经验、理性等因素。那么,在人的认识中是否存在某种起决定性作用的、从而最终促使人采取行动的因素?为此,笔者的研究希望解决如下几个问题:政治意识如何从社会存在中产生?政治意识在人全部意识中处于什么地位?政治意识是怎样起作用的?影响政治意识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改善人的政治意识?在此基础上反观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行为。迄今为止,关于政治意识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把政治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在这种研究里,政治意识事实上是处于文化的领域,比如有学者认为政治意识就是政治文化;①二是把政治意识作为一种采取正式的政治行动的意识来研究,。②笔者认为,正如意识是把人从动物区别出来的本质环节之一一样,政治意识同样是意识的本质环节之一。因为人既然是“政治人”、“政治动物”、“社会动物”,政治意识就是人与生具有的。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于他人的交往中,在一个社会中,人的交往具有政治属性。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社会就是一系列交往行为。行为或交往或者是合理的或者是不合理的,断定合理与不合理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这个标准就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标准,就是该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一个社会的总判断或“霸权”,没有无政治的道德、伦理、法律,也没有无政治的家庭、工厂、学校,当然也没有无政治的文学、艺术和宗教,更没有无政治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既然上述这些交往的载体都是“政治的”,因此政治就是这些交往的总理性、总制度,也是交往的潜在理性,重要的是政治正确。所以意识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一块“大理石”,政治是这块大理石上的“底色”。因此,政治意识是人天生就有的,关键是人把这块底色的色度弄得暗淡还是明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的交往;二是人的意识结构的作用机制的发挥。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也处在与整个社会的有机往来和联系中。而近年来,围绕着发生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些事件比如“讨薪”等人们多是从制度设计、权益保障等外在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方面着手研究。但是,“讨薪”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并且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而一种社会交往行为是与行为人的政治意识密切相关的,它是行为人的政治意识的体现,是行为人在对社会交往关系做出阅读和理解后的判断,行为不过是该判断的外化,而行为人也就籍此反作用于社会交往,无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还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同时,这种意识又是与行为人的社会交往紧密联系的。因此,这三者间的关系是:社会交往是行为的原因,意识是行为的中介过程,而行为是前两者的结果。所以,可以从分析行为人的社会交往入手,研究这种交往与行为人的意识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找出行为人采取某一行为的原因。在此可以发现,意识事实上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它既“输入”了社会关系又“输出”了社会行为,因此,加强对农民工意识的研究对于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行为就很有必要,没有无动机的行为。动机就是欲望。纯粹的欲望是本能,是直接的自我意识,是与动物同一的意识;人对该意识的认识就是知识,就是理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理性就是客观的自我意识,理性的标准是具体的、发展的;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社会就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适应。能够作为意识来研究的对象很多,包括意志、情感、心理和语言等等;能够作为意识的某一方面来研究的对象也很多,包括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阶级意识等等。但是,无论意识的内容、对象有多复杂,它应包括下面几种东西:作为意识的“信息处理器”的心理机制和处理所需的材料即信息。据此,笔者有理由把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研究。也因此,笔者所研究的政治意识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意识,而是促成个体某一行为的政治意识。事实上,人们的很多行为都与其政治意识密切相关,只不过很多人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而已。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政治意识就是人们认识现实的总理性。如果一个人只沉浸于现实而没有对现实的认识和意识,那么他只是在凭本能生活,随波逐流;同样地,如果一个人只有意识而没有实践,那么他只是在过一种非现实的思想生活,一种抽象的生活。对农民工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农民工只是“现实的”而没有对现实的意识,本质上他们就不是现实的人;反过来也是如此。农民工的现实性是什么?他们的本质又是什么?人们往往只把身份职业当作农民工的现实,而忽略了他们的本质,更忽略了他们对现实如何意识的。农民工的本质和他们对现实的意识只能在社会存在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从对人的本质如何在现实中展开并实现开始的。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统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人的本质也就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实现。所以,本文从分析意识的产生与社会“交往”入手,指出“交往”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一方面它是人满足自己个人利益的私人行为,这是交往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作为公人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的私人行为,这是交往的政治属性。因此,人在社会中就具有两种属性;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在此基础上,笔者重新界定了农民工的概念,认为农民工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交往方式,农民工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向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它触发了农民工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是种进步。不过也应看到农民工这种交往方式的政治属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当代中国农民工作为一种交往方式处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传统政治意识影响到他们对现代政治制度的认识。化解这些冲突,必须在坚持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政治意识问题。因为,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转化成人的自觉意识就很难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当前农民工问题集中的表现为两种政治意识的冲突,传统的“私人”与现代的“公人”的冲突。除了从制度着手化解这些冲突外,还应该在思想层面关注农民工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连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制度之间以及人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通道。成熟的、合理的政治意识通过行为反作用于社会时,就能在上述的双方间形成和谐的互动,一方面是促进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反之,当不成熟的、不合理的政治意识通过行为反作用于社会时,就会造成人与社会、人与制度之间的隔阂和冷漠,就会造成双方间的不信任,最终破坏整个社会的发展。政治意识具有内化与外化两个基本过程。前一个过程是政治意识对政治基本设施和制度的认知,后一个过程是政治意识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主体性因素参与并影响了政治意识,一个是个人的理性,另一个是个人的经验(非理性)。理性与经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互为对方,在双方的博斗中,只能有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决定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还是经验的。作为政治意识的理性的基础或发生地的是信任与平等意识,作为政治意识的非理性(即经验)的基础或发生地的是自私与狭隘。笔者之所以做这种区分是因为政治意识是面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共生活不需要数学般严谨的推理,但又必须要有目的与计划;公共生活不是个人的私家花园,但又必须要有个人的生活情调。两个过程、两个因素、两个基地完整地构成了政治意识的基本结构和机制,也是理解和分析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参照体。当前,农民工政治意识在现象上集中表现在实现和维护个人利益时往往采取经验的方法这一方面。一方面竭力维护个人利益,另一主面有些时候又未能通过合理化的渠道。在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表现在政治意识上就是还保留有传统农民的特点。“和”与“私”是传统农民政治意识中最核心的思想,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唯唯诺诺,但一有机会爆发时,便大规模的以暴力形式激烈地迸发出来。正是这种特有的政治意识传统使得传统农民的某些现象在现代社会重新发生。因此,本文在对农民工有关现象的分析上,没有从一般的发自于人之常情的态度去做表面上的群众式分析,这种分析可能不为一般人所接受,但笔者只是想说明改造一个人就必须改造他的意识。因此,在对农民工政治意识原因的分析里,除政治心理外,笔者主要侧重于外部环境对意识的影响因素。因为我觉得,外部环境比如社会政治舆论环境对农民的政治意识也具有引导上的可反思之外。我之所以强调“影响”是因为我认为政治意识有自己的结构和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为了加强我的说服力,我在分析每一个影响因素时,都试图找出理论依据来。改善农民工的政治意识,不是为了把他们纳入某种轨道(比如现代化之类、比如民主自由之类。)而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而是希望通过对相关问题在意识上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能够真正把握住如何改善的措施。只有头脑中的小意识解决好了,社会大的意识才能解决好,也才有民主自由。在有关改善的措施这一章里,我主要是从经济、教育和社会组织的建立这三方面展开的。经济因素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工作待遇,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育方面主要是注重教育的针对性,注重一些政治理念的教育;在社会组织方面主要是加快建立社区自治组织,让农民工能够在一个小范围内适应政治理念的要求。最后是提供了改善农民的政治意识的几点意义。本文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笔者希望从这些基本理论中引伸出解释人的行为的某些观点。希望本文能够为正确、全面地认识农民工政治意识提供一些有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