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是回族重要的聚居区,近代对西北回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时的社会最为动荡,回族人口的变化最为突出,回族聚居区的变化最为明显,甚至影响到今天西北边远山区回族群众的脱贫和温饱问题。西北马家军阀的强大势力对甘、宁、青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正面临重要的社会转型。研究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相信能够增强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在理论上、政策上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促进西部大开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本论文主要研究近代(1840—1949)西北回族社会的变迁,包括回族人口、分布和聚居地的变迁、政治地位、经济结构的变迁、民众生活和社会的变迁、文化教育模式和宗教传统的变迁、民族关系的变迁及两次大的社会变迁的特点之比较、思考和启示,涉及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原因、经过及清政府的安置政策、西北诸马(马占鰲、马千龄、马海晏家族)的兴起、影响和有关重大历史事件,探讨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变迁的过程。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清同治年以前西北回族的历史渊源、人口与分布、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认为回族在西北遍布乡村和城镇,人口众多,其分布特点与全国其他地方回族一样是大分散、小聚居,聚居的区域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交通要道,二是土地便于耕作之地,三是繁华闹市。以农为主而兼营畜牧业、商业一直是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模式。第二部分,研究了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一次变迁,主要探讨了变迁的背景和原因、回民起义的爆发和经过、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整个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回民起义的原因,即苛捐杂税众多民不聊生；法律上回汉不平等；宗教上回族受歧视；生活中回族受压迫。团练屠杀是清末西北回民起义的导火线。重点研究了回民起义与西北回族社会变迁,即回族人口的锐减、回族分布的变化、回族经济的衰微、回族社会的分化、宗教和文化的变迁、民众生活的变迁、民族关系的特点。清军的围剿造成了西北回族人口的大量锐减,清政府对“难回”的安置又改变了历史上西北回族原有的分布格局,使许多传统的回族聚居区荡然无存,不少劫后余生的回族从富饶的地方迁居到了贫瘠之地,从而造成了动乱中的回族生活、经济、宗教、文化由盛转衰的变迁,并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部分,分为上下两章,研究了清末新政至民国时期西北回族社会的第二次变迁,主要探讨了变迁的背景、诸马集团的兴起对西北回族社会的影响、回族近代经济的萌芽与经济的变化、回族民众生活的变迁、回族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复兴和发展以及西北回族国家意识的新变化。第二次大变迁的背景是以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起点。经济变迁方面探讨了皮毛业、运输业和回族经济的特点、影响；民众生活变迁方面探讨了回族民众的精神面貌、回族民众的生活、回族民众的反抗、民族关系的变化；文化教育变迁方面,探讨了回族新文化运动、回族新式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新式教育的概况、新式教育与传统经堂教育的区别、陕甘宁边区的回族教育；伊斯兰教变迁方面,探讨了伊合瓦尼的兴起和壮大、赛来菲耶的兴起、新兴教派门宦的出现、哲合忍耶与社会的适应、格底目和其他教派门宦的变迁、陕甘宁边区的伊斯兰教。国家意识变迁方面,探讨了西北回族国家意识的新变化,即回族民众积极抗日和回族军阀国家意识的增强。第四部分是结语,通过对近代西北回族社会两次变迁特点之比较,即背景不同、起因不同、性质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不同、贡献不同、社会影响不同、经验教训不同的比较,提出了对近代西北回族社会变迁的思考和启示。认为良好的民族关系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各民族团结、繁荣、进步的前提；动荡的社会环境损害的是各民族的利益,影响的是各民族的发展；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最有利于回族社会的发展,回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对西北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