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多元化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下,中国把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典籍承载着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去、让中国的国学走出去、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和了解离不开文化典籍的译介。作为文化翻译观的代表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如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原文与译文要实现文化功能上的对等主张在翻译界引起了诸多学者和理论家的共鸣。鉴于此,本研究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基础,以辜正坤和亚瑟·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为语料,从数字、通假字、一词多义这几个文化负载信息明显的几方面展开,分析大量的译例,旨在研究文化差异对译者翻译的影响,并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用来阐释造成译本差异的背后文化因素的文化翻译理论的可行性。译例的背后折射出译者的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译者所处的特定文化、特定历史时期使其译作受诸多因素,如种族、性别、年龄、阶级以及个人异质特征的影响。辜正坤采取了异化和归化并重的翻译策略。他的创作目的是使译本能为中外两语读者所接受,异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很好地传真到他者文化中去；归化策略则为辜正坤赢得了诸多的读者群体。韦利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表现出了对源语文化的极大尊重,这与他倡导史学性质的文字翻译的初衷是密切关联的,同时也体现了韦利所代表的自身文化群体从自身文化语境看到了自身文化的不足,进而渴望从他者文化中汲取滋养自身文化的异域文化精华。本研究发现文化翻译理论可以为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作用,反之,两译者的诸多译例也为文化翻译理论提供了充分的论据。对以《道德经》为代表的文化典籍英译本的不断研究能促进中国国学的传播,进而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