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嘶密开始,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认为传统内生要素没有合意地解释经济增长之际,制度经济学却指出制度并非外生变量,而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本文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考量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在经过充分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后财政分权的理论和实践都日臻完善不同,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不均衡常态将使制度变迁呈现不同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有利于为“后改革时代”进一步调整和规范财政管理体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以财政分权制度为主线,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现有理论研究对财政分权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对改革开放至今财政分权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分阶段回顾,对财政分权制度的制度特性和优劣给予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提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发散性,既包含直接效应,又存在间接效应,是二者有机叠加的综合结果。实证检验部分通过计量回归的方法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及综合效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的探索性思考。(1)运用制度内生理论解析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目前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大多基于新古典学派索洛(1956)或巴罗(1990)的理论模型,不能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出合意的解释。而制度经济学提出的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正是契合了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需要。作者借鉴美国学者达龙·阿西莫格鲁关于制度内生决定经济增长理论观点的思想,构建了内生的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理论观点。认为中国财政分权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在财权和事权上的范围,利用财政资金对公共部门支出的调整来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产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同时,财政分权制度由于内生性的特点,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尤其是内生变量——产生相互作用,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2)强化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理论。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针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都有大量阐述,也划分了直接和间接效应。但对间接效应的论述还不全面,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在选择性借鉴和吸纳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财政分权的间接效应进行分析,在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尝试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变量,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等变量作为中间传导变量,较为系统地研究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期提出更全面合理的财政分权效率论观点。(3)提出财政分权——中间变量——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现有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间接效应的研究主要选取政府行为和支出、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化水平等作为中间变量,但大多只涉猎三者之间的局部关系,缺乏把三者放到一个理论框架进行整体性研究。本文立足于财政分权制度,按照达龙·阿西莫格鲁关于经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理论观点,建立财政分权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将经济绩效中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一些显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特别是产业结构等指标,将三方面变量统一到一个逻辑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制度通过影响不同的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从而厘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综合效应的工作原理和机制。(4)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个模型。本文提出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存在发散的综合效应,将已有的理论模型扩展为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综合效应等3个核心模型,结合中国除重庆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具有综合性,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有机叠加。按照制度内生理论的观点,财政分权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并影响当期和未来的经济绩效和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