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动员的本质是对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使国民经济在遇到潜在的战争威胁或直接的战争刺激时，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有序调整和改变各部门的结构、比例和生产能力，使经济供给尽快适应战争需要。国民经济动员是国防的组成部分，属于公共物品。因“搭便车”、信息失灵等问题的存在，市场自身难以提高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同时，市场功能上的缺陷，使其不能在经济资源一定的情形下，兼顾国防需要和社会需要。为了提高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国家必须站在国民经济总体高度，借助于法，统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使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国家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所形成的经济关系，按照所需要的方向、限度得到调整。国民经济动员法是对国民经济中基础性经济关系和调节性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其调整对象应定位于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动员和复员过程中的经济关系。　　 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主体多元、客体众多、经济关系复杂，权限配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法有效调整的重要基础。权限配置必须以国家主权为依据，以宪法为基础。国民经济动员权限配置的合理性应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紧急权限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保留、个体充分的立法参与权和监督权；对国家机关分权的基础上，建立动员联席会议并明确其职责，实现各国家机关经济权力的协作；军事机关具有有限的经济管理参与权限；国民经济动员规划决策权、动员的启动解除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决策权由最高权力机关拥有；战时经济动员中，国防权力享有优先性，政府依法可以限制、暂停个体的某些经济权利；行政机关具备充分的战时经济管理自由裁量权和紧急处置权；对个体经济权利给予最大化保障，个体享有监督权、获得救济和补偿权利、依法参与国防建设的权利等。以上都是基于国家对内主权进行的权限配置。从国家对外主权看，虽然我国签署了多个国际协定，但战争情形下，国家对货物进出口实施管制，对外国企业以及外国国家用于商业用途的财产实施征收征用，都符合国际法精神和规定。　　 合理的权限配置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各经济权限围绕国民经济动员宗旨和目标运行。这关系国民经济动员法的现实效力。国民经济动员权限运行呈现系统性。从理论上看，各权限是在目标形成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共同作用下运行的。目标形成机制的调整方式包括规划、计划和预算等。动力机制的调整方式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奖励等。约束机制是资源配置基本方式对权限运行的约束。国民经济动员不同阶段对资源配置基本方式有不同选择。动员准备和复员时期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战时动员时期以计划配置资源为主。在法的调整方式上，动员准备和复员时期以引导性和参与性调整方式为主；战时动员时期则以指令性调整方式为主，包括对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的约束，如国防生产优先等。　　 我国目前国民经济动员法律制度建设，与市场经济下国民经济动员的要求不相适应。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权限配置不够明确、权限运行缺乏程序性和监督性规定、国防优先权的使用缺乏明确的限度规定等，需要加以完善。我国的国民经济动员法律制度体系应由宪法、国防法、国民经济动员专门法和配套法律法规组成。《国民经济动员法》在框架结构上，应包括总则、国民经济动员准备、国民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复员、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六大部分。因与各经济主体的权限运行密切相关，《国民经济动员法》立法过程中应充分体现立法民主，畅通立法参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