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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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欺凌情境中,作为旁观者的青少年,其旁观态度对于欺凌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旁观态度具体是指个体目睹欺凌情境时的难过与内疚情感体验以及助人行为倾向。通常有积极旁观态度的青少年,其难过、内疚情感体验水平较高,助人行为倾向水平也较高,这可以促进他们在实际欺凌事件中的积极干预,对欺凌者和其他同伴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欺凌,减轻欺凌带来的损害。但是,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持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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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欺凌情境中,作为旁观者的青少年,其旁观态度对于欺凌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旁观态度具体是指个体目睹欺凌情境时的难过与内疚情感体验以及助人行为倾向。通常有积极旁观态度的青少年,其难过、内疚情感体验水平较高,助人行为倾向水平也较高,这可以促进他们在实际欺凌事件中的积极干预,对欺凌者和其他同伴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欺凌,减轻欺凌带来的损害。但是,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持有积极的旁观态度,研究发现可能还存在情感体验与行为倾向不一致的人群,即他们有较高水平的难过和内疚情感体验,但助人行为倾向水平却较低。所以,如果将个体差异纳入考量,同时关注旁观态度的情感和行为倾向成分,可能会发现青少年群体内部存在异质性。另外,研究发现青少年欺凌相关态度呈现消极变化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变得越来越冷漠,助人行为越来越少。所有青少年都会发生这样的消极转变吗?转变的具体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青少年欺凌旁观问题,为校园欺凌防治与干预提供理论支持与建议,本研究将从旁观者视角出发,探究青少年在校园欺凌情境中旁观态度的模式、模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分别在2019年11月（Time 1,T1）和2020年11月（Time 2,T2）对1683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一使用旁观态度问卷,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对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模式以及模式的转变进行探究。研究二使用共情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师生关系问卷、社会规范问卷以及媒体信息接触问卷,通过多项逻辑回归分析系统探究了影响青少年旁观态度模式转变的个体、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旁观态度在两个时间点都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T1:热心组461（27.4%）、平静组837（49.7%）、冷漠组385（22.9%）。T2:热心组348（20.7%）、平静组883（52.5%）、冷漠组452（26.8%）。热心组在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上均高于平均水平;平静组在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上均处于平均水平;冷漠组在情感体验和行为倾向上均低于平均水平。2.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模式在一年之后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也会发生转变,具体表现出消极转变:热心组向平静组转变（转变概率46.0%,转变概率是指发生转变的可能性）,热心组向冷漠组转变（转变概率为13.9%）,平静组向冷漠组转变（转变概率24.2%）;积极转变:冷漠组向平静组转变（转变概率42.6%）,冷漠组向热心组转变（转变概率为9.9%）,平静组向热心组转变（转变概率15.4%）。从转变的人数比例来看,消极转变的人数比例（28.5%）高于积极转变的人数比例（19.8%）。3.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旁观态度的转变具有预测作用。在个体因素中,年龄和年级具有消极预测作用,共情具有积极预测作用。在环境因素中,温暖的教养方式具有积极预测作用,拒绝和过度保护具有消极预测作用;师生关系具有积极预测作用;社会规范具有抑制消极转变的作用;校园欺凌事件媒体信息和暴力媒体信息具有消极预测作用,积极的媒体信息接触具有抑制消极转变的作用。总体而言,本研究通过追踪调查发现青少年在校园欺凌情境中的旁观态度具有异质性,在同时考虑了态度的情感与行为倾向成分之后,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情感体验与助人行为水平上,存在热心组、平静组和冷漠组不同的模式,没有表现出情感与行为倾向的不一致。该结果启示实际旁观态度的干预需对不同群体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一年后,青少年旁观态度的模式具有稳定性,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和消极变化。该结果阐明了对青少年旁观态度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些来自个体与环境的因素对青少年旁观态度模式的转变具有预测作用。该结果为如何对旁观态度转变进行干预提供了具体建议与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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