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产生不是人口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而是人口规律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表现形式。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人口规律的集中表达。它不仅仅只具有人口-生物学的一般涵义，还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重意义;它不单描述资本主义社会被压迫阶层的经济生活的贫困，还涉及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劣势特征;它不仅仅是反映人们在分配领域所获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均等，还与生产、消费、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现象作为解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关系的具体表征，通过对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产生原因、历史特征的探讨，为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增添了重要的内容。“相对过剩人口”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被压迫阶层生存现状的重要范畴，也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认识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时代人口大幅增长的事实为相对过剩人口演化为一个社会问题创造了必要非充分条件。而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人口过剩问题和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探讨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人口观点的扬弃基础上，对“相对”、“过剩”、“人口”等概念作了独特的理论规定，从而创立了内涵丰富的人口理论，并揭示出了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特殊关系。但是，相对过剩人口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由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得以发生的普遍机理，而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则对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从哲学上来说，相对过剩人口理论既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论密切相联，又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条件、人的解放等问题紧密相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研究的本质，是如何理解一种生产方式(更确切地讲是一种社会制度)怎样看待“人”的问题。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人口规律，决定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人口问题解决方式的差异性，而对“相对过剩人口”内涵的追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人口过剩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将对社会主义的人口问题具有前提性的批判意义。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看作“雇佣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单面人”、“活机器”等理论的读解中，本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尤其是中国农民工问题。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并没有直接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因而，本文需要从中抽离出对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遍性观点。而这点，在生产力大幅提高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西方，相对过剩人口是“人”在重回“尘世”之后，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缺失的现实表现。而对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关注是与启蒙运动高扬“人”的价值、重视“人”的地位的主旨密切关联的。“启蒙”在解放“天国”的“人”的理性方面曾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在唤醒“尘世”的“个人”的价值方面有着深远的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启蒙”的深入，人们获得了世俗的自由，却又受限在了大工业时代技术理性的囚笼里。启蒙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成，“启蒙的辩证法”需要重新经过否定之否定阶段。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一个“现实”的历史问题，因而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不能仅仅依靠在认识论意义上倡导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还涉及到现实的生存论意义上的总体性转变等等。
　　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式的“启蒙”之路。与市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联系着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解决，需要“启蒙”的参与，而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本文区隔开“启蒙”的中西涵义，避离西方近现代启蒙走入的误区，抽取“启蒙”一般性的历史特征和历史作用，挖掘出中国“启蒙”自身的内生力，以期为中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