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群体，首先对工作地的老乡集聚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弥补非正式网络在集聚效应方面经验研究的不足;此外，本文在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上结合中国特有的农民工问题作进一步的延伸，初步形成一套解释农民工集体行为的理论框架，对上述经验分析结果予以解释，同时也为后续的集体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最后，本文基于该集体行为的逻辑，结合经验分析结果，为政府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农民工所在企业的老乡集聚对其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对收入效应）,即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所在企业内部拥有大量老乡的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较其它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高出5.8％，该效应高于农民工增加一年教育平均带来的工资回报(4.2％)以及与企业签订稳定合同平均带来的工资回报(5.2％)，等同于农民工增加一年工作时间的年资回报率与经验回报率的总和;但从长期看，所在企业内部拥有大量老乡对农民工的年资回报率无显著影响（绝对收入效应）。对该相对收入效应在均值上的效应作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农民工，外地农民工，户籍所在地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未签订稳定合同的农民工,私营企业中的农民工，小规模企业中的农民工，企业所在地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能通过工作所在地的老乡集聚获得更高的收益。对相对收入效应在收入分布上的效应作进一步分析发现，整体而言，中高收入分位点上的相对收入效应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分位点上的相对收入效应，但在分布的两端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无论是工资的均值分解结果还是工资分布的中高分位点上的分解结果，个体特征至多能解释两个群体收入差异的三成，由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主导。　　 本文的理论解释是：对于所在企业内部拥有大量老乡的农民工而言，由于其老乡间的信息共享程度远高于一般的农民工间的信息共享水平，进而提高了农民工的预期收益水平（这在生产率变动情形下同样成立），但预期成本不变，导致所在企业内部拥有大量老乡的农民工较其它农民工更容易参与集体行动，弥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不足;此外，由于集体行动相比个体行为而言往往能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讨价还价实力，劳动者在与雇主谈判时的相对地位提升了，进而能够改善其劳动力市场结果;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工作所在地的老乡集聚能为农民工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此外，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改善程度取决于集体行为的效率γ，而集体行为的效率又取决于集体行为的规模，当前收入水平，个体预期收益，内部信息共享程度，个体预期成本，个体所占份额等因素，并以此进一步解释农民工的集聚效应在均值和收入分布上的差异。　　 本文从集体行为视角解释工作所在地的老乡集聚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其政策涵义与以往的生产率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更注重如何通过加强集聚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而后者更强调如何消除集聚背后的制度性歧视，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本文认为，加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投资（如职业培训），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农民工群体的集聚现象），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等措施能有效改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降低其突发性集体行为的可能性，这对避免农民工的集体行为目标由当前的经济领域（主要是工资增长，社会福利等）向非经济领域蔓延（如社会公正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