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资本市场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效率悖论”即极强的“融资效率”和极差的“投资效率”并存。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重要基础，投资效率的高低不仅会对旅游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而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旅游业整体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现代公司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当高管薪酬激励失效时，经理人往往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损害企业的行为，反映在资本投资上则表现为非效率投资。在此背景下，研究高管薪酬激励对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课题将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文章主要分析了旅游上市公司的基本特点、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对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我们以我国15家旅游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中国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提出假设，借鉴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构建出旅游上市公司资本投资模型和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回归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研究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对我国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第一，旅游上市公司具有六大基本特点即旅游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地域分布不均衡、经营业绩较差、收益质量整体较好但个体分化严重、公司总市值较低且个体间差异较大、公司较为年轻化。第二，在2003-2010年间15家旅游上市公司整体上表现为投资不足，其中7家表现为投资不足，8家表现为过度投资。第三，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高于最优激励水平时，旅游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投资不足正相关；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低于最优激励水平时，旅游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与过度投资负相关。本文深化了旅游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为旅游上市公司从高管薪酬激励的角度改善公司投资效率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