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作为黄河水系的主要支流,自西向东,在横向上贯穿了整个关中平原的腹地,至潼关汇入黄河,一并连接成了一条连接东西的黄金水道,从而为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提供了水上往来之便利;而在此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尤以交通、运输条件日益改善,遂使得大规模的物流运输变为可能。始自“泛舟之役”所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有漕转行运;及至汉代初年,为极力劝说高祖下定决心“都关中”,张良亦谏言可以“河渭漕挽,西给京师”,是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沿袭的建国方略。继其后,伴随着西汉王朝版图的日益扩张与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强化,国用靡费,尤以巨额的粮食需求成为问题之关键;为此,汉武帝不得不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用于开凿漕渠、疏通航道,又通过大规模的配套设施(仓庾、码头等)建设,初步构建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运输系统,亦使关中本土的交通状况得到改观。同样地,崛起于关陇地区的隋、唐两朝亦面临着较为相似的情况,亟需要重新恢复“河渭漕挽”的运输连线;因而,重疏漕渠的建议被屡次提及,更有不断尝试修凿砥柱的想法,可谓是想尽办法;最终,借助于统一国家的组织与协调,将“船漕车转”的效率发挥到极致,在长达数千里的河渭沿线上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联运线路,着实提高了整个漕运运输的效率。据此而论,在充分整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拟计划回归到历史背景下展开复原性研究,可以进一步论证:彼时,作为一条连接东西往来的交通主动脉,以“河渭漕挽”运输之于汉唐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亦能与诸多的历史事件产生直接联系。故此,围绕于整个运输系统的解构和重建,主要以关中漕渠的研究作为全文主线,尝试着对漕渠渠道、运输方式、节级转运等内容进行逐一复原,进而初步整理出漕运之梗概,再在图上绘制更为详细的漕运网路;在此基础上,配合以绘图研究的特色方法,一并将漕运沿线的仓庾、码头、驿馆、关津、水利和农业生产等要素纳入到研究讨论之中,不拘泥于固有材料的认识,只求尽可能地还原实际。综上所述,全文除绪论以外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西汉漕运的史实梳理。围绕于汉武帝时期修凿的关中漕渠,主要就“河渭漕挽”的兴起展开论述:结合已有的前人工作,分别对漕渠的渠道渠系、转运方式和仓庾布局进行逐一考证,落实坐标,试以绘制成图。而在此基础上,依据渠道线路图的绘制,展开漕运与沿线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借以呈现出“河渭漕挽”之基本面貌。第二部分为隋唐时期漕运系统的构建。相较而言,同样建都于关中的隋、唐两朝所面临的情况要远甚于汉代,尤以漕运阻绝,更是成为了制约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之下,着重就隋唐时期三次重疏漕渠的提议与相关建设展开论述,试以说明整个漕运系统的构建过程。第三部分是以“底柱隘”的存在作为切入,专门探讨“砥柱之限”对于汉唐时期漕运所造成的影响。通过文献检索,针对于“砥柱山崩”所导致的“壅河”现象进行归纳整理,试以论证其产生的原因;相应地,参照典章制度、文人笔记所提供的数据信息,拟就三门峡漕运的运输效率进行计算,借以弥补既有研究在细节问题上的不足。第四部分为第一个专题讨论,主要是就清人胡渭所提出的“渭水夺漕”假说予以补证。依托于漕渠线路图的绘制,并结合初步的实地考察,拟引入《唐代交通图考》中所绘驿道线路,与古今渭河河道进行比较,并利用驿道与渠道之间的并行关系进行反推,试以说明渭河确有因河道摆动而部分侵夺过漕渠故道。第五部分为第二个专题讨论,不局限于对漕运问题的讨论,在这里,考虑到漕运是以“船漕车转”的方式进行运输,故很有必要另就漕运过程中对于畜力的使用情况展开论述,进而论证关中漕运与农业生产之间所潜在的社会矛盾。第六部分是为全文总结。首先,有鉴于“河渭漕挽”运输之于汉唐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这里,很有必要着重强调运输系统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因运输需要而开辟的交通线路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清楚看到,大规模的漕粮运输原本就是一种高度集权之下的政治产物,如此不计成本的投入,势必将给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在此基础上,依循漕运衰落所提供的线索,拟从漕运这一视角进行切入,试说明“河渭漕挽”的衰落在长安最终丧失都畿地位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研究表明:汉唐时期的“河渭漕挽”运输之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亦与诸多历史事件存在着直接联系。通过对人工渠道线路的绘制,可以将漕运沿线的仓庾、码头、驿馆、关津等要素联系在一起,建构整合,进而呈现出汉唐漕运的整体面貌。据图而论,在前人研究和工作的基础上,本文亦有所推进,主要解决了三个问题:其一,基于数量化的计算,论证了“砥柱之限”对于三门峡漕运的影响;其二,引入唐代驿路作为参照,借以补证前人所提出的“渭水夺漕”假说,并认定渭河确有在临潼、渭南两段部分侵夺了漕渠故道;其三,作为集权产物,漕运在特定条件下往往具有唯一性,但就成本考量,并不能长期维持。在此基础上,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关中漕运的衰败已无可挽回,亦从根本上动摇了建都关中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