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疆地区以“多匪患”广为人知,但是近代以来,这种力量开始有所转型,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知识界乃至动乱参与者本身,都有把这种“匪”势转化为卫国战斗力的尝试,都试图通过各种办法将暗藏在湘西的极易形成“匪”因的社会要素降到最低,已经从剿灭、隔离为主的消极对待模式中转变出来,所以,这种情景就完全不同于帝制时期的任何朝代。然而,湘西苗疆民众在进入抗战动员的过程中,仍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身份选择,即少数民族的身份将如何进入“中华民族”的视阈中来,而长期的闭塞生存空间内又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呈现“国家在场”。鉴于学者们已对中共抗日动员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就试图从其他三方面来展开有关抗战时期湘西苗疆社会动员景象的论述。第一章以背景分析法,通过对湘西苗疆帝制时期多个层面的动乱原因进行梳理,指出存在的历史问题未予解决而留有的遗患,但同时归纳出这一地区之所以存在可被动员的社会基础。第二章从革屯事件内部的知识分子层面,考察了在民生至艰且省政府管理多重局限的困境下,其如何进行自我动员,最终从“叛乱的匪”之身份,转变为抗日御侮的国家力量。第三章从知识界的话语传播层面,考察与湘西有关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如何通过自身话语,将相对传统的、封闭的苗疆人民带入一种“国家”与“民族”在场的生活环境中,从而在精神层面上推动抗战动员。第四章从湖南省政府的角度分析政府层面的社会动员,由于革屯军代表、知识界最终都要与政府层面发生联系,所以笔者着重分析何键、张治中主导的两届省政府对湘西地区的不同治理模式,并试图对学界中长期以来对何键的消极评判予以突破,笔者认为张治中主湘期间的很多政策会延续何键时期的政治遗产,只是在灵活变通与问题轻重上斟酌有效,在否定中有继承,进而将湘西苗疆的抗战动员推向高潮。本文的结论是：动员要将“民族主义”与“民权”、“民生”相结合才能有效,不同群体的动员无不围绕这三个层面来展开,但是相互之间的侧重仍有不同。政府层面在所有动员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三民主义”是否践行有效,成为动员过程中的最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