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建设、国家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土地的经济价值凸显。原先将土地撂荒前往城镇的进城务工人员开始返乡,口头约定这一土地流转方式所蕴含的弊病开始显现。伴随而来的是农村土地纠纷数量的逐年增多,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以甘肃省S县2015—2018年土地纠纷仲裁案宗为基础,结合实地访谈资料,探讨农户间土地纠纷发生前与土地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就主体而言,农户间的土地纠纷已成为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土地纠纷前的行为与土地纠纷解决中的行为既是工具理性行动类型,又是传统行动类型,不仅仅是经济联系,更是社会联系。在土地纠纷发生前,农民存在着以规避风险为主要指向的安全逻辑,“口头约定”看似是具有失信风险的不理性行为,其实蕴含着农民基于安全逻辑来规避风险的理性成分,“书面协定”则正成为农民基于安全逻辑的新选择。土地纠纷发生后,则存在着基于乡土人情和基于法律条文两种争利逻辑。具体表现为农民存在着利用村庄舆论、运用村庄关系网络、援引法律条文争利的行为,前两者是基于乡土逻辑的行为,后者是农户基于乡土逻辑的行为无效后的被动选择,遵循的是法理逻辑。并指出乡土逻辑与法理逻辑将会长时间在乡村场域中存在及博弈,直至乡土性褪去,法律规则深入人心。农村土地纠纷的多元解决应回归村庄场域,立足村庄资源,构建法理与乡土的融合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