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沟通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新媒体环境下政策传播的风险进行研究。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法，旨在对新媒体环境下政策传播面临的现状和新风险加以阐述，并试图建构政策传播风险沟通机制，以实现良好的风险管理。新媒体的及时性、传播的广泛性和“低门槛”的特点为网民参政议政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二次传播效应、公众舆论监督的增强、公众对利益分配的要求以及新媒体实现的线上线下联动的力量为新媒体环境下的政策传播带来新风险。基于对现状的分析，本文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政策面临的舆论倒逼决策风险、政策误读风险以及政策回应风险。对舆论倒逼决策风险的研究以周口平坟事件为例，分析了该事件的传播特点。研究发现，主流媒体与网民的联动形成了强势的舆论场，网民因此占据舆论对峙的高地，在传播关系上与官方形成强弱势力悬殊，从而逼迫决策者终止该事件涉及的政策。政策误读的风险主要借用了文学对“误读”的概念，结合“新交规网络辟谣事件”，分析了新媒体带来的噪音量增多、谣言扩散等现象对政策传播带来的影响。在政策回应风险一章，本研究以“清华教授回应退休后去做园丁洗衣服”为案例，发现网民言论在该事件中从调侃、恶搞乃至人身攻击的演化轨迹是政策传播中存在回应风险的主要表现。在对现状和风险阐述之后，本文试图为政策传播的风险沟通机制建构提出建议，指出风险沟通的机制应当以风险指标为依据。舆论倒逼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构在于完善听证制度，施放“决策气球”，做好前期信息收集和决策论证。此外，要创新听证参与方式，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决策的平台。政策误读风险沟通机制的建构在于搭建良好的沟通桥梁，实现信息流动平衡，以及注重发挥NGO的作用，实现风险分担主体的平衡。政策回应风险沟通机制应关注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提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媒介素养。最后，基于吉登斯的风险沟通理论，本文认为与公众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对于风险管理有前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