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价值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可以对翻译史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引起广泛的反响。1898年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曾对中国翻译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探讨维新派代表人物在1894至1903年间提出的主要的翻译理论及其实践对1894至1910年期间中国翻译史的影响。 在我国翻译史上，维新派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翻译理论，并成为1840年至1919年中国近代翻译史的理论主体。维新派主要的论述出现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在这紧要关头，翻译自然与救国联系在一起。为了救国他们转向西方寻求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他们批驳了洋务派只翻译自然科学书籍的片面性，把注意力转到对社会科学的翻译，主张翻译西方法律、宪法、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农业、矿业等方面的书籍和教科书，而且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强调翻译日文书籍比欧美书籍便利。所有这些主张都突破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维新派还首次在我国翻译史上提出了翻译的标准，马建忠于1894年提出了“善译”的标准，严复1898年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研究。但由于本文主要着眼于翻译史，所以对“信”、“达”、“雅”未做太多讨论。维新派对民众对译书的可接受性极为关注，他们宣称，译者的任务是使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译作的可接受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作的普及程度，这一观点促成了20世纪初翻译成果的普及。此外，维新派还强调对翻译人才的培养。 较前世译者，维新派的翻译实践不论是在译书的选择还是在其译作的社会功能上，都具有进步性，其最杰出的代表是严复、林纾和梁启超。他们主要翻译社科书籍和国外报纸、期刊等出版物上的文章。由梁启超和严复分别主笔的《时务报》和《国闻报》成为当时南北舆论界之首。为了学习国外历史，他们又翻译并著文论述了多国的历史。维新派最杰出的代表严复翻译了18世纪西方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和法学的代表著作。维新派很早就意识到了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并亲自实践。林纾一人就在20多年里翻译了10个国家97位作家的183部作品。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从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讨论维新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对1894年至1910年期间中国翻译史的影响，一是翻译积极的政治倾向，二是翻译成果的普及。 在中国，翻译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倾向的。1840年以前，翻译主要被用作麻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但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被隐藏起来，不够明显，其社会功能是消极的，被动的。洋务派意识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并把翻译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翻译由此被赋以积极的政治倾向，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但是，维新派把翻译作为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突出了翻译的政治倾向。此前，翻译从未与政治结合的如此紧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严复为代表的支持维新的翻译家们译介了自由、平等、博爱、实用主义和天赋人权等西方新概念。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随着严译著作的发表，国内又出现了一次新的翻译高潮。与此同时，政治倾向几乎贯穿维新派所有的翻译活动。 在维新派的影响之下，1901年至1910年的翻译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这就说明为什么这十年中翻译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日文书籍的译介。20世纪初，中国翻译家们翻译了许多日文著作，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农业和医学。同时，译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留日学生不仅精通日文，也了解欧美著作的日文译本，因此，他们成了译者的主力。据统计，当时三分之一的译者是留日学生。译者对日文著作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无疑也表明政治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这十年中，翻译的目的和译书的选择都与维新派的翻译理论相一致。 同时，以林纤为代表的文学翻译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林纤于1899年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版就广受欢迎。这部小说的形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展示了西方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林纤于1901年翻译《黑奴吁天录》，旨在通过黑人的悲惨生活，告诉黄种人警惕他们不幸的将来。很多中国人读了这本书，了解了黑人的悲剧，预感到自己的未来。由此可见，该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主要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手法高超，而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文学主要是政治运动中的启蒙工具，也就是说，那时的文学翻译主要是为政治而不是为了纯粹的艺术。 晚清是翻译小说的丰收季节。为什么流行的是小说，而不是戏剧、歌剧或诗歌？因为从一开始翻译的目的就是与政治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的，而这正是当时的焦点。侦探小说的译者希望能够对在全国传播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法制有益，而科学小说的译者希望能够有利于更新中国的传统观念、丰富中国文化。再者，小说的文学形式易于让人接受。小说的流行再次赋以翻译强烈的政治倾向。 同时，维新派对1894年至1910年翻译成果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