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张佛泉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分析。自由主义思想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由严复、梁启超等介绍到中国。从此，自由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并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统一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但是这一群体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想——实现自由民主的社会。尽管他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曾为共同的政治理想努力过。 张佛泉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并且是不容忽视的一员。他对“Nationalism”进行重新解释，第一个提出“邦国”的概念，认为“邦国主义”是“Nationalism”最恰当的代替。接着，他用“邦国主义”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进行了修正，论证了“自治主权”才是国民努力的目标。在中国，他还是第一个引入西方人权学说的学者，其经典著作《自由与人权》首次从学理上论证了“自由即人权”观点，并给我们留下了一整套关于人权与国家的完善理论。张佛泉还是《自由中国》的创刊人之一，为《自由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张佛泉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张佛泉的自由思想是一个宏大的理论系统。20世纪30年代，他论述过如何建国，论述过民主宪政，也参与了东西方文化的论争，在这一系列论述中，处处显露着其对建立现代邦国的迫切愿望，从而也导致其自由主义思想陷入功利主义的窠臼。50年代后，自由（人权）是张佛泉论述的重点。开始，他只论述如何对待自由，接着，他又觉得有必要弄清“自由”的确切含义。当经过缜密论证确定“自由”（即人权）的合理性后，张佛泉又耗费惊人毅力，把“自由”（即人权）的实现与保障问题一一讲清。本文将本着客观原则，依照科学的逻辑，尽自己的努力把张佛泉的自由思想进行全面论述。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不济的，张佛泉的自由思想也一直被封闭在狭小角落里，未能得到光照千秋的机会。无论是其功利性极强的“邦国主义”理论，还是其“乌托邦”式的人权思想，都只能在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面前徒显苍白。如果我们不加犹豫地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迄今为止，自由主义还只能算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谬论。但是，更客观地说，真理没有绝对的，谬论同样如此。历史本身就是用无限错误累计起来的，自由主义或许是一个错误，但它仍给人们留下很多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