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从清朝嘉庆年间传入我国以来经历了漫长时间的传播。本文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在河南省清丰县一个村庄里的传播活动为个案，结合乡土社会背景，运用恰当的传播学理论系统、全面地展示当前我国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活动，分析当前基督教在乡土社会背景下所采用的一些本土化传播策略，为基督教在农村迅速发展的原因提供答案。　　 中国的农村社会基本上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农村的基本单位——村庄通常由一些数目不等的家庭组成，其特征是对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家族与家庭高度重视，家族、家庭就像一张大网，覆盖着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渗透在社会意识的最深处。所以，探讨中国农村的任何问题都必须将家庭放在首位。这一点在本文对基督教的传播调查中得到了证实。我们的访问对象基本都是经由家族和家庭网络，受家人、亲戚的影响才加入并信仰基督教的。这提示我们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忽视家族与家庭的作用，要重视家庭、亲戚网络的特殊亲和力和在社会认同、组织资源供给等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基督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农村的迅速传播，正是在农村社会碎片化后，农民组织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家庭网络展开的。在M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妇女、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所导致的“留守现象”以及信徒主要集中于40～50岁之间，以妇女为主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要利用仅有的社会网络，关注改革后社会碎片化带来的农村社会性要素供给的弱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重建农村社会，为农民提供公共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之所以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延续至今，关键就在于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并不断适应的过程。纵观宗教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以求发展的过程。在其早期阶段，它不仅主导文化，而且主宰社会，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进行着从精神到世俗的全面统治。在近现代社会，当科学、民主和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之后，宗教也实现了其现代性的转换，将重点放在了灵魂的救赎工作上。这一点在基督教尤其明显，突出的表现在其超世而不反对“入世”，并通过对社会参与、社会福音的强调面对社会与人生问题，以践行其救人济世的原则，这使得基督教在一个日益理性化、世俗化的世界里继续保持生命力，尤其将世俗的经济活动与宗教的神圣性相结合，使信徒有相对的自由，在保持信仰的同时并不妨碍务农。不仅如此，宗教在进行跨民族传播时，还会受到民族文化差异的直接制约。当基督教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时，既考虑到了社会切入的进路，也在文化层面上予以积极的适应和宽容。　　 在文化适应方面，当基督教初入中国时，他们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认为汉民族的文化是崇尚祖宗的，于是允许信教的人崇拜祖宗。这使基督教一度广为传播。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对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的这一变化，使农村、农民面临新的社会、经济问题，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积极的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有的放矢，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任何思想都有其现实基础，一种思想只有深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才会有根基。宗教是这样，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如此。当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相遇时，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道德之间的协调和适应就变得重要。为此，在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在认识层面上对宗教的本质与根源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要看到宗教的本质在于以超越的方法淡化对现实苦难的感受，并为人们提供精神的慰籍与归宿。其根源在于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原因。只有认识宗教的本质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才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