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现代文学的研究更多关注作家作品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潮、流派，而漠视或忽略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环节。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其与报刊、出版等现代传媒的结合，报刊和出版成为新文学作品的载体。报刊和出版既是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商业行为，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大体从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等角度切入，还不曾从经济的角度，把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来加以考察，探究商业化环境对作家的创作、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的影响。本文试图以商业化为视境，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在对史料进行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商业化因素如何潜在地参与和改变着文学的风貌。 “导言”总述商业化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第一章从图书出版业的发达、期刊热、作家稿费观念的养成等几个方面揭示三十年代文学的商业化背景。 第二、三章总论商业化环境对三十年代文学的促进与推动、影响与制约。商业化助长了左翼文学的繁荣、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发展，基于经济独立而带来的文学自立以及对政治压力的消解，商业化还为作家搭建了生存之舟。读者、文学时尚、广告宣传都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现代文学生产机制既带来文学的多产，也附带产生了“粗制滥造”，还带来了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 从第四章始，分别以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戴望舒、张资平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商业化环境对作家创作及文学活动的影响。 鲁迅疏离政、教两界选择卖文为生，虽然是“上了镣铐的跳舞”，但也舞得精彩，既创作多产，又创造出版自由；茅盾游走于创作与“杂著”之间，对小说创作日渐疏远。创作“匆促”的痕迹，写作计划的“缩水”，发表、出版的急促，以及“半肢瘫”现象，都是卖文留下的痕迹；巴金借助《灭亡》的发表和出版在文坛成功登龙，依托广阔的读者市场，依靠友情撑起的天空在文坛自由驰骋，但也为友情所累；上海给了沈从文卖文的机会，成就了他的多产，但他的成名还是更多依靠《新月》的宣传包装；从《我底记忆》到《望舒草》，经由书店和期刊对诗集的广告宣传，戴望舒“硬挤上诗坛”并最终成为现代诗派盟主；张资平紧跟时尚，曾被市场追捧，但创作的“千篇一律”，媒体的攻击、批评，加之《自由谈》的“腰斩”，最后又被市场无情抛弃。 第十章以《烙印》和《八月的乡村》为例，探讨作为商业行为的自费出版对于作家的文学史意义，并通过反证《科尔沁旗草原》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