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区北部沙漠黄土过渡地带，处于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之间，属于典型的旱作农业区。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仰韶文化时期史前农业人群就开始拓殖到该地区;至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榆林地区成为北方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古文化区之一。在当地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榆林地区旱作农业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引起学者们的持续关注。　　目前学界对榆林地区史前人类旱作农业关注焦点问题主要涉及旱作农业的具体时空框架和具体内涵;榆林地区先民的旱作农业生产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复杂化过程中不同聚落等级中的先民作物选择策略及其社会含义;旱作农业发展对先民的食谱、家畜饲养策略及周边共生动物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榆林先民生业经济中农业经济因素与狩猎、畜牧业经济因素的比重;先民在气候波动时期适应环境变化的策略等。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大植物记录与微体植物记录存在明显不同，学者们对粟与黍的比例认识仍模糊;对先民长时段的适应干旱区环境的作物选择与种植策略认识还不充足;对旱作农业在沙漠黄土过渡带的扩张与强化趋势及其对共生动物的影响的认识尚有薄弱环节。　　针对以上焦点问题、研究不足与薄弱环节，本研究选择分析榆林地区2处典型的仰韶晚期遗址，8处龙山早期的典型遗址，1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典型遗址和1处晚商时期的典型遗址浮选出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分类鉴定，并直接进行炭化农作物的AMS-14C测年建立该地区史前旱作农业活动的年代框架。依据粟、黍体积百分比和粟黍体积比，对已有的大植物遗存进行综合分析，来明确粟和黍的比例关系，尝试考察榆林地区先民在全新世中晚期的沙漠黄土过渡带进行旱作农业的适应策略。不仅如此，为了了解人类的食谱、家畜饲养以及旱作农业生产对共生动物的影响，我们还选择了2处仰韶晚期遗址出土的4例人骨、35例家畜骨和54例草兔骨样品提取骨胶原进行C、N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期了解旱作农业对先民、家畜以及共生动物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　　仰韶晚期(3000～2500cal BC)，榆林地区先民从事旱作农业生产，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为主要农作物。粟、黍体积百分比和粟黍体积比的结果显示，黍在先民作物生产布局中占据主要地位。仰韶晚期横山杨界沙遗址人骨与动物骨的C、N稳定同位素研究显示了先民已经强化旱作农业的开发，粟黍类食物对先民、家犬及绝大多数家猪(89％)的食物贡献巨大。同时，少量的家猪(11％)食谱为C3类型，显示仍存在相对粗放的家猪饲养方式;另外，通过对杨界沙遗址出土草兔(Lepus capensis)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相当数量的草兔(20％)的食物中也出现了粟黍类食物的强烈影响，从侧面揭示出仰韶晚期榆林地区粟黍农业扩张范围广，出现明显的强化趋势，对周边共生草兔食物结构的影响显著，建立了较为亲密的人-兔关系。进入龙山早中期(2500～2200cal BC)之后，根据榆林地区的横山贾大峁等遗址的大植物遗存研究结果，该时期榆林先民继续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沿无定河支流——芦河两岸发展出相对密集的农村聚落，人类文化获得稳步发展。　　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2200～1800cal BC)榆林地区遗址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差异显著，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综合量化分析火石梁和已经公布的榆林地区同时代考古遗址浮选出土的大植物记录，揭示出该时段不同聚落中先民对作物的选择。其结果是如火石梁等小型聚落居民延续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与此同时的榆林地区核心聚落——石峁遗址的先民则强化对粟的开发，粟与黍的比例发生明显的改变，以黍为主的作物布局可能已经转变为以粟为主，其作物组合的转变可能与核心聚落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有关。尽管动物遗存的资料显示，黄牛与绵羊/山羊的引入为榆林地区的史前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先民的食物结构中粟黍类食物的比重仍较大。到石峁遗址及其时代结束之后，榆林地区的人类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直至商周时期，榆林地区的人类文化才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属于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辛庄遗址(1100～1000cal BC)的大植物遗存研究显示其经济基础中存在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要素，粟的重要性较黍凸显。　　综合大植物遗存和骨骼C、N稳定同位素记录，我们认为公元前3000～1000年以黍为主的旱作生产为榆林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食物供给，从仰韶晚期开始，其强化和扩张的趋势明显，助推了龙山时期的人口增长和文明化的进程;同时，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中“北方模式”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