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深刻影响下,数字贸易这一新的贸易形态兴起,正在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数字贸易的出现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对贸易规则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譬如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当前国际贸易以贸易自由化为发展宗旨,在数字贸易背景下贸易自由化意味着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但数据不只有经济价值,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等也是数据贸易规则制定中不得不考虑的价值。为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国家会对数据流动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措施,譬如数据本地化措施。由于数据本地化措施可能构成“数字贸易壁垒”、“数据保护主义”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与WTO贸易自由化的宗旨相悖,因此面临合规性质疑。本文将始终围绕数字立法价值冲突问题讨论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合规性,先就数据本地化措施立法价值进行理论分析,再结合GATS及相关FTA进行实践分析,以探析在数字贸易背景下我国如何在保证措施合规的同时协调立法价值冲突维护本国利益。目前WTO仍是国际贸易运行的最主要规则,鉴于数据跨境流动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内,本文将只分析GATS规则下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合规情况。在GATS规则适用于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基础上,WTO成员对于常规服务贸易所作的具体承诺对数字服务贸易同样具有约束力。GATS框架下数据本地化措施违规风险最大的两项义务分别是“市场准入义务”和“国民待遇原则”义务。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可以援引GATS规则中的例外条款。WTO面对贸易发展新态势而成立的电子商务工作组项目停滞不前,在多边层面缺乏有意义的进展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正在开发新模式来解决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障碍。在近年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利害相关的两项区域贸易协定RCEP和CPTPP框架下,均有鼓励数据自由流动,禁止强制本地化的规定。因此中国数据本地化措施均存在违规风险,但同时存在援引例外条款抗辩的可能性。在国际贸易格局数字化变革之际,我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家安全无疑是跨境数据流动过程中应注重的首要价值,但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程度过高会阻碍经济发展,我国当前数据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平衡这两个价值目标。随着2021年《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我国网络安全立法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续应进一步完善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在经济发展与安全保障这两个价值目标中找到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