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同一个源语言文本会呈现风格截然不同的译介作品,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除了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译者的文化态度以及其对文本和翻译的理解也是影响因素。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在国内不同时期的译文,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从中对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向也可窥见一斑。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了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的三个汉译本为个案,分别是周作人的《安乐王子》,巴金的《快乐王子》和王林的《快乐王子》。这三个译本都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代表性,周作人是王尔德童话传入中国的第一推介人。清末时期的特殊文化背景以及周作人自身的文化态度,使《安乐王子》虽以文言形式问世,但承载着崭新的思想。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着手翻译《快乐王子》,其译文受到白话文的推广、巴金本人的文化态度以及翻译观等因素的影响。王林的译文作为众多巴金之后的重译本之一,与巴金译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语言更加儿童化和简单化,除了汉语本身发展的影响,还与众多翻译者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这一文化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译文的比较和分析,将三个译文置于时代背景之中,通过三个译本的历时分析以及相关译文的共时比较,得出《快乐王子》的翻译逐渐从被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工具转变为独具艺术价值的美文。透过分析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以及特征,得出其汉译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同时译者本人的文化态度也通过译者的主体性发挥作用,对译文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