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形成于清朝中后期，并繁盛于城乡寺庙与会馆之中。但是随着清末以来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宗族与会馆的力量开始被削弱，庙戏、会戏表演的经济基础也同时削弱，使其活动渐少。同时城市兴起商业剧场，于是部分庙会戏的表演者转入了这类剧场进行演出，对川剧表演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商业剧场的诞生和增多，政府方面也逐渐插手于戏曲表演活动之中。以往的川剧史研究者要么是做通史类梗概式地研究，勾画出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么是将重点放在声腔、艺术形式、知名艺人、知名班社等方面，对于戏曲与社会的互动提及较少。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从官方控制的角度，梳理从晚清到民国以来，政府如何管理戏曲表演形态和具体运作，以及这些控制所取得的成果和失败之处，同时兼及这个控制过程中参与戏曲表演的艺人、班社、剧场等方面的变化。文章主要谈及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清末新政时期，由梁启超等人率先提出的以“小说”“戏曲”等传统文化的“末技”来辅助改良社会风俗的思想开始普及，趋新的士人和官员纷纷认同，于是有了全国范围内的戏曲改良运动。四川地区也在周孝怀等改良者的提倡之下参与其中，并成立“戏曲改良公会”，希图以戏曲的高台教化作用来改良社会。其主要措施放在改良戏曲表演内容，即是对剧目剧本进行审查和再创作，禁止“淫戏”“凶戏”的上演，同时改编古典剧本，创作时装新戏。第二、这种改良思潮在民国成立之后仍然为官方与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继续前人的脚步，从禁止与建立两个方面来改良戏曲演出内容。但是其改良的成果并不是十分成功的，所谓的“淫、凶、盗”本子仍然在民间、庙台、剧场中上演，而时装新戏却并没有受到更广泛的欢迎，很多的新剧本没有进入表演空间。这体现了近代文人希图将“小传统”中的戏曲活动纳入到“大传统”的文化范畴中以辅助社会教育和改良，其结果反而将戏曲表演的内容撕裂开来，旧有的仍在场上，而新建的却留在案头。其中也有政府督办不力的因素在内。第三，对于戏曲表演活动的保护与管理控制，也是官方力量介入戏曲的一种方式。在与袍哥、军阀势力的此消彼长争夺中，他们有共同保护戏曲表演治安情况的一面，也有相互的对立。第四、政府也会在对戏曲表演的保护中获利，那就是抽取税捐，于是形形色色的戏捐以不同名目出现，这既有政府较严苛的一面，也可以见得剧院是有赢利的，也就是有相当的观客市场。社会的动荡、时代的变迁并没有完全剥夺人们的娱乐权利。同时官方也从这种抽捐中加深了对于剧场的控制。从晚清新政时期成立的戏曲改良公会，到民国时期成立的成都市剧曲编审委员会的管理，以及警察厅对于娱乐场所的管理弹压，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反映出，政府对于戏曲这样一种可以移风易俗的“高台教化”，管理逐渐严密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