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沿着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脉络,通过梳理30年来汉学人类学理论发展和相关学科研究进程,使用了“差序场”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在浙江宁县夏村做了长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以民族志“深描”和“阐释”作为研究方法,厘清了小社区和大历史的远近关系,完成了一个综合民族志。在这个民族志中,细致描述了夏村人社会流动的内在动力、家和分家关系的变化、为了土地所做的斗争、处于城市郊区的时空特点、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和话语、村民性关系的变迁、村庄权力格局的动态进程等方面,从自我、家庭、村庄、村-镇关系、更广阔的时空整合,解释30年以来江南农村的社会变迁。作者认为,现在的沿海村庄已经由横向的社会整合,转变为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结合的格局,“差序场”就是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以行动和结构互动为特征,以日常生活的意义构建为内容,形成与汉学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对话。“差序场”的概念(费孝通,1999n)被使用,并不是对于费孝通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思考,而是将此放到前述对立当中,以期看到作为“理论”的分析性框架的解释力。家庭的经济功能被家外组织主导,使差序场沿着家庭和家外组织的双重脉络发展。社会纵向的整合超越了“序”作为文化等级观的概念,“伦”确定的文化等级逐渐被更加复杂的社会整合代替。村庄原来由“伦”的文化约定而确立的尊卑等级和权利义务,进一步被日益渗透的现代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法律规范来厘定,村庄渐渐失去约定权和裁决权。其次,各种组织通过资源控制削弱了伦的力量,而转向公共等级的象征资源:职业、身份、学历、财富、居住、消费、格调等,这些东西成为“序”的主要指标。“差”表示的社会差等机制,仍然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构成。由于从人生的时间分布看,大部分时间和亲人聚居、得到生活照顾和情感濡化、居住在村庄范围、共享一套方言和较多文化记忆。“场”的主体是村民和与村民不断互动的各类权力主体,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村民作为权力主体面向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的运作领域。“场”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它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提炼的结构。“场”和“格局”相比重要的是突出其多主体同时在场和变动不居的一面,以及对于静态时空观的反动。它不仅仅是费孝通意识到的文化场:重叠、交融、互动;也是经济场:劳动、追逐金钱、买卖商品、消费;也有政治场:占据地位、追求权力、顺从或反抗意识形态等等。本研究的创新意义在于,传统汉学人类学研究多数着重“华南”、“华北”地域研究,此研究以综合民族志作为理论和方法,对于“江南”地域的汉学人类学做了继承和发展;通过建构微观“小历史”和生活史,与大历史形成对照,更好的理解小人物、家庭、小社区在历史洪流中的位置、情感和生计;研究继承了“差序格局”理论揭示的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特点,认为“差序场”作为分析框架,能够解释30年来社会整合的内容和趋势,为人类学扩展个案的全局视野和意义延展做了一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