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均聚焦金融风险问题,要求通过强化金融监管等措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式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工作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为商业银行,因此商业银行（银行系统）的风险防范成为最终的聚焦点。在商业银行监管体系中,资本监管是核心,因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监管成为银行业完善风险管控的核心议题。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国家银行业监管的一个漏洞,部分银行的资本数量能够保持在一定较高的水平,但是其资本质量并不高,在风险来临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弥补损失,依旧无法避免走向破产的结局。我国也在某些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近期的锦州银行事件已引起监管机构高度关注,这反映我国的资本监管政策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尤其是在有效防范银行风险和金融风险方面。2013年,《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实施,对商业银行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要求都进一步细化提升。目前学术界对银行资本监管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资本水平方面。但事实上资本质量与数量应当同等重要。提升资本质量,切实保证银行资本在面临风险时的损失吸收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商业银行的资本质量与其资本组成（即资本结构）直接相关,但监管资本数量的确定并非完全依据财务报告的资本结构数据,而是按监管资本制度对其进行必要调整后确定的,即监管资本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研究证实,欧美商业银行普遍利用监管资本调整虚增资本或进行资本套利,导致监管干预延后和市场监督失效,专家普遍认为这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因此G20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三次峰会持续关注会计准则与资本监管制度中关于监管资本制度删除审慎过滤器等改革问题,且均有压缩监管资本调整空间之考虑。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不同,是否会使得商业银行利用监管资本调整来做出不同反应?在当下银行资本监管受到广泛关注,以及商业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分析和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具有一定实际价值。本文结合现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制度,讨论资本结构和监管资本调整的关系。第一章为绪论,首先着重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再者以内容框架来概述论文重点,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对论文创新点进行总结。第二章首先对监管资本调整等概念进行界定再者讲述制度背景,简括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对一级资本的确认及描述并介绍我国目前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现状。第三章梳理关于银行监管资本调整、资本结构、以及监管制度与会计制度冲突的文献,进行归纳综述。第四章为监管资本调整与资本关系关系之间的理论基础。结合前章整理的文献及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设计,借鉴相关文献构建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六章为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基于前章的研究设计,首先检验资本结构对一级资本监管资本调整的影响,再进一步分别研究资本结构对向上监管资本调整的影响以及资本结构对向下监管资本调整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进一步分析。最后一章总结本文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不同资本结构的商业银行会做出不同的监管资本调整,具体表现为:高杠杆、低权益比重的银行受益于监管资本调整,它们会依靠监管资本调整来提高监管偿付能力比率,如一级资本充足率;低权益比重的银行会更积极地管理监管资本的结构,它们会避免扣除,同时发行一级资本工具来代替成本高昂的普通股本,这些银行还会倾向于利用会计准则来暗中增加一级资本;相对杠杆没有那么高,权益比重较高的银行利用监管资本调整来增加资本的现象就不那么普遍了,这部分银行使用向下监管资本调整的几率相对较高。本文的研究发现对银行资本监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建议:完善银行资本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约束;关注资本充足率较低银行的监管资本调整;缩小监管制度与会计制度间的差异;引导银行建立完善内部约束机制,实现由“外”到“内”转变。